我国公务员工资调查与薪酬调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究其根本原因,这与我国公务员的工资调查管理机制缺失有关。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水平发展程度不一,物价消费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建立公务员工资调查管理机制,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提高公务员对薪酬的公平感和满意度,激励公务员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和谐。本文首先介绍了美日两国公务员工资调查的方法,然后针对我国公务员工资调查与薪酬调整的现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及相关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运用绩效管理工具的路径选择——以对B市目标责任制绩效管理的参与式观察为例

地方政府在运用绩效管理工具的过程中面临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但是学术界对其研究仍有不足。基于选取目标责任制这一典型绩效管理工具为研究对象,通过在B市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试图全面展现影响地方政府的绩效工具运用效果的关键因素,探讨地方政府在绩效管理工具运用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以及它们对绩效管理工具发挥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组织结构、制度保障、结果运用等三个维度中的八个关键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工具的运用效果。     

管理者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对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商业性社会资本比政治性社会资本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另外,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对管理者商业性社会资本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管理者政治性社会资本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所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引路人,管理者需因时因变主动整合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并根据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对社会关系构建做出合理研判与践行。     

教育高质量发展期许回归教育本真

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是教育如其所是的高质量发展。"祛教育化"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外在功用对内在价值的挤压,绩效主义的竞争和教育精神之疲乏。所谓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教育在发展逻辑和发展价值上的优先性,系统考虑教育的内在规范、主体满意度和自身特性。高质量发展教育,需要做到:正确理解教育高质量发展之目的,坚守教育的初心和底线,还教育和学术应有的自由与尊严,辩证处理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此,教育高质量发展即教育对其本真的回归与实现。     

渠道关系学习对于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双元能力为中介变量

近年来，渠道关系学习和合作创新绩效分别成了营销文献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现有文献很少专门探索关系学习对于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双元能力（利用能力和探索能力）作为中介变量，运用205个样本的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索渠道关系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渠道关系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而渠道双元能力在渠道关系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关系学习理论，并为企业提高渠道管理水平、制定全新的渠道学习策略以此提高合作创新绩效提供一定指导。     

反腐大格局与官员独董出局

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有600余个职位,由党政卸任官员担任。然而,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密集召开,独立董事纷纷离职,"官员独董"的谢幕,已成为一道别样风景。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2014年三季度以来,两市共有795份带有"辞职"字样的公告刊出,其中,有384份公告提及公司独立董事递交辞呈。在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反腐背景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格局下,这股突如其来的官员独董离任潮,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寓意。     

植物的“大脑”在哪里？

在人们的观念中，植物不会思考，也没有感情，和石头没什么两样。即便是以慈悲为怀的出家人也认为植物没有情感，可以食用。然而，科学家却发现，植物感知世界和交流信息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研究者发现有些植物可以辨别出白昼时间长短的变化，有些植物可以“记起”它们“父母”的经历。植物会使用它们的颜色和气味传播花粉、对付捕食者。有些植物还能计算出红光的两种不同色调的比例，从而判断它们是否受到阴影遮蔽太多而需要长高一点儿。     

构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则

一、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特点各地政府在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实践中，对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越来越重视，在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指标设计的重要依据、指标体系逻辑框架的没置、指标体系设计的技术方法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1．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的价值导向趋于人本导向国家发展观的调整决定着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和指标设计的理念与价值导向必须是与时俱进的。第一代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出现“泛经济化”现象；第二代发展观认识到社会发展不仅仅是实现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也应在变革，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