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从霸权经济到国际经济机制——全球化背景下超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理性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超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现实。超国家干预经济有霸权干预经济和国际经济机制干预两种模式。前者是传统的超国家干预模式,曾经促进过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如今已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抛弃;后者作为新的超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和接纳,理应作为未来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但国际经济机制干预模式仍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其多元化设计,并推进其实现从自由化到社会化的转型,最终建立和谐世界经济环境。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对“人口准入制”的法学思考

北京两会期间,"人口准入制"的提案引起众多争议,无论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还是法学界都对此都争议颇多.文章从法学的角度,从正义、自由、平等等法的价值对此提案进行讨论.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制度——治安案件办案程序研究之一

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是由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步骤、方式、时限及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应当遵循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公开制度、公证制度、合理制度、效益制度等.     

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实施

当前 ,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强制的统一立法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基本是依据自身的理解来行使行政强制措施 ,往往造成运用行政强制措施不当 ,既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又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形象 ,引发了许多行政诉讼案件。本文就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其实施条件、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