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驱探索——探寻李大钊法理学的理论体系

李大钊的法律之缘,贯穿于他的一生。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李大钊的人生主色调,而法律和法学则是他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底色。探寻李大钊法理学思想,是法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李大钊的法理学思想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民主主义法学转变为共产主义法学：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他提出了“法律民彝论”,兼顾中西、追求民主和法治,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法理学;从唯物史观出发,他批判和继承了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史,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法律学说,从马克思的经典中提炼出唯物史观的法律一般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李大钊对法律与权力、法律与道德的专题研讨,对政治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论创见。李大钊是早期共产党人中善于充分吸取外来法学理论资源的理论先驱,也是探索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先驱。     

高校《法理学》课程改革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对《法理学》课程进行了改革,以激发学生对《法理学》课堂的热情和兴趣。本文针对高校《法理学》课程的教学现状,立足于高校法理学教学的实际情况与凸显问题,以西藏大学的《法理学》教学为例,提出在《法理学》课程教学方法中引入专题化教学模式,并针对教学过程中的不同问题辅以案例教学法、影视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从教学内容的体系化到教学方法的转变,提出相应的课程改革路径与方式。     

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意义

法律史学和法理学之间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理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理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法学家不仅必须认识到法律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法律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法律在将来是为了达至何种目的。     

“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学术研讨会荟萃

@@ 2009年11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45篇,经评审最终确定25篇研讨论文,分为"中国法理学传统的重述与批评"、"中国政制的历史流变"、"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宪政"和"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四个专题进行主题研讨.四个专题分别由蒋立山教授、张中秋教授、桑本谦教授和陈柏峰博士主持.整个会议对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力求挖掘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法理学传统的梳理以及中国政制传统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新问题,开拓的新视野,对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本刊拟分四个主题刊出研讨会上各位老师的主题发言与点评发言的精华,以飨读者.     

关于公安本科院校法理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法理学课程对于培养公安院校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理论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并未发挥出预想的作用和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应在对公安本科院校法理学课程教学的基本现状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探讨在注重知识与理论传授的同时,如何围绕公安实践调整与规划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框架,以期进一步提高法理学教学质量。     

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改革,其方向是分别开设两门课程;在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高年级开设《法理学》。前者介绍法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后者阐述法的一般原理,包括法治国家的一般理论。     

我国治疗性家事司法制度的构建

治疗性家事司法制度希望通过增加法律的治疗性效果,减少家事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保护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保证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近年来,我国的家事审判改革已初步呈现出“治疗性”的特征,但也存在解纷价值重家庭而轻个体、解纷程序心理学要素不足、解纷者角色未能转换等问题。这使得家事司法制度的治疗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也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国需要依据是否涉及未成年子女来确定家事案件繁简分流的特别标准,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案件适用治疗性家事司法,并且从加强对个体幸福的关注、重视心理学作用以及重塑纠纷解决者角色等方面推动我国治疗性家事司法制度的构建。     

法理即法律原理之解说

自清末民初以来,将法理解说为法律原理就成为法学界的通例,但其界定方式则有四种:一是径直以法律原理定位法理;二是将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并列来定位法理;三是将法理视为由法律原理推导出的法律一般原则;四是认为法理是指法律原则,但包括法律原理在内。法理和法律原理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行的原理,法律自然也不例外;法律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自身即蕴含着追求正义等法律价值的法理;法律的价值观念虽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但其中的基础法理却不受时空影响;对法律的分析和研究舍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法理界定为"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同时,法理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内存于法典和单行法律中的法律原则以及事理、情理等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混淆。     

法理学热点问题探析

和谐社会建设过程当中的法治问题、权利问题、法律体系问题及法律与全球化问题．在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以及在当前法理学研讨与深化进程中逐渐成为较为热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