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佘祥林错案，浅谈“疑罪从无”

“疑罪从无”这一司法界特别是刑事司法界早已熟知的词组，在佘祥林杀妻错案被纠正前后，几乎成为被人们嚼烂了的字眼。人们从佘祥林杀妻错案中反思：假如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对死者和张在玉进行DNA鉴定并加以比较，决不会错误地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假如我们的政法委不对各案进行“领导”，不会发生错判十五年：假如我们的公、检、法三机关中有任何一家坚持“疑罪从无”，不可能发生错判；假如上级法院发现不能确认犯罪后直接改判无罪而不是裁定发回重审，佘祥林错案至少能提前纠正十一年；假如法院能认真地听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假如……也许有太多的沉痛假如。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余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论疑罪从无

正疑罪从无由无罪推定原则引申出来,是司法机关认定刑事案件待证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证据法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刑事疑案的普遍做法,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明文确认。但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现象,影响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从历史渊源来看,疑罪的处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有、从轻到从无的发展过程,其思想理念源于自古就有的"有利被告"原则。从理论逻辑来看,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中国

<正>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创造性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毋庸置疑,要进一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牢固树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工作的前瞻意识;准确把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     

10年前,一起刑案因“疑罪从无”定案

浙江张氏叔侄、河南李怀亮、福清纪委爆炸案2名"主犯"……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有多起错案被纠正,有沉冤十余年的嫌疑人因"疑罪从无"重获自由。其实,早在10年前.云南省由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依据"疑罪从无"的审判理念,判决杨全高无罪释放。这起案件的无非释放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灯塔"式意义和价值。     

以贩养吸,犯罪数量如何认定?

正法院在对"以贩养吸"(贩毒之人同时吸毒)的案件定罪量刑时引用的法律条文是我国《刑法》第347条关于贩卖毒品罪的规定,但在合议案件时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0]42号)。该通知在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中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疑罪从无”——《论“疑罪从无”》观点综述

今年7月，中央致法委员会制定出台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剐院长沈德咏的署名文章《论疑罪从无》。文章从疑罪从无的历史溯源、理论逻辑、实践理性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全面阐述了疑罪从无规则及其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对该文主要观点摘要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疑罪的认定与处理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践中要注意将疑罪案件与疑难案件区别开来,掌握好疑罪的认定标准与处理原则。     

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矛盾反思

无罪推定原则的移植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如果不能恰当地给无罪推定原则以合理定位 ,无罪推定原则必然与其它理念、制度和话语发生矛盾 ,具体来看 ,理念层面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矛盾 ,制度层面主要反映为沉默权与讯问权的矛盾、控方举证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矛盾、疑罪从无与缺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矛盾 ,话语层面的矛盾集中反映为话语权垄断引起的判断的矛盾。     

案外因素与案内裁量:疑罪难从无之谜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无罪判决,尤其是证据不足判无罪判决的抑制,与案外因素介入审判有关。在公检法配合大于制约的司法体制下,在公检法进行绩效考核的管理体制下,再结合独特的被害人反应及舆论导向,以及独特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控制手段,法官及法院对证据不足案件的裁量并不是机械的事实发现与法律适用的过程。作为重要司法技术的情理推断,也让案外因素有了进入心证并产生作用的空间。实现疑罪从无的两个关键点是刑事政策的舒缓化调整,以及通过积累判例,促养法官修为达成丰富而精准的裁量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