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法律规制——一个程序视角的分析

管理者薪酬,不仅在于给什么,而且在于如何给,此即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实体与程序规制两个面向。由于缺乏自治性与适应性,实体规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失灵＂,为此,转换视角,引入和完善薪酬程序规制殊为必要,亦即基于正当程序原理完善程序规制立法以及救济与责任机制,保障程序规制得以实施。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探析

股东资格是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上,"双重标准、内外有别"应当成为处理隐名股东资格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对于公司内部关系,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对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分配有约定的依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原则上依据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来判断;对于公司外部关系,依据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来判断,即原则上确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并以工商登记的效力为最高标准。     

检察机关逮捕程序的理性反思与司法化重构

正逮捕作为由检察机关依照正当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人身自由。其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运行、有效惩罚犯罪的积极效用,同时也存在被滥用危害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现实     

驰名商标认定新模式的构想研究——以认定机构为中心

驰名商标的认定是整个驰名商标法律体系的关键，我国现在实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双轨模式尽管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认定模式也有许多弊端，为了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上与国际接轨，尽早消除这些弊端，我国应该修订有关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而构建更完善的驰名商标认定模式。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简易判决的冷思考

简易判决只在审前程序阶段就终结了诉讼,过滤了无益的案件,省略了庭审,节约了诉讼时间和成本。但我国由于案件审查制、庭审中心主义的传统、非独立审前程序等原因,不适合引进简易判决程序。     

泗阳县加强民政法制建设

江苏省泗阳县民政局加强民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具体内容：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加强法制工作的领导。成立民政法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民政法制建设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二是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明确和规范行政执法主体，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行政权力清单、目录等进行梳理并在政府网上公示。     

“三改一拆”让城市更有竞争力——温州市大力实施“三改一拆”纪实

决策心声●环境是核心竞争力,是最大的公共品。没有良好的环境,就不可能集聚高端要素,就不可能吸引人才和投资,就不可能有转型发展,最终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所以,各级各部门必须坚持改善环境不动摇,把环境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形象环境不是形象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工程、民生工程。我们必须全面加大城市形象环境建设力度,使温州真正成为有吸引力、有魅力、有竞争力的让温州人自豪、让世人向往的城市。——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我国知识产权确权机铜的冲突与完善

我国的知识产权确权机制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司法双轨保护机制。实践中的知识产权确权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循环诉讼”的状况时有发生，导致当事人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护，并浪费大量的司法行政资源。其根源在于双轨制模式下的知识产权确认制度中还存在行政确权与侵权诉讼标准不统一、行政确权与司法审查之间缺乏衔接等矛盾和冲突，而正在进行的立法修改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上述问题，甚至还可能带来权利效力不确定等新问题。因此，基于我国的行政司法实践，从短期现实选择和长远终极理想层面分别提出增设前置程序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两个方案，以期更好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提高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整体合力，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确权机制。     

“政府信息”的司法认定标准研究——基于一则美国经典判例的分析

对于何为信息自由法上的“政府信息”,美国经典判例“福谢姆案”给出了法官分析判断的思路和认定标准:“政府信息”的判断可分为对于“行政机关”的判断和对于“信息”的判断,前者的认定需要从是否受到联邦政府的实质控制着手进行分析；后者的认定则需要从信息是否为行政机关制作或者获取着手进行认定.美国这一司法认定标准对于解决我国当下实践中所遇到的如何认定“政府信息”问题具有实体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