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中健康权的产生、内涵及实施机制

健康权作为二战后兴起的一项重要人权,其发展路径具有从国际法向国内法扩展的特点。"人身的固有尊严"是健康权的正当性基础所在,也决定着健康权的基本内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的健康权既是自由权,也是社会权,既指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也包括获得构成健康基础条件的权利;第12条第2款规定只是列举了公约起草者认为特别重要的四项义务,而非缔约国的全部义务。缔约国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必须结合公约第2条规定的一般义务条款加以判定。健康权的实施机制包括缔约国报告机制、书面申诉机制,以及调查报告机制三种,不同机制对缔约国的约束力不同,综合运用多种机制确保健康权的有效实施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法视角看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在长时间地学习、适应国际法之后提出来的,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平崛起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国际法的历史性突破,它势必推动国际法的创新,加快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技术规则对行政法规范的渗入

技术规则在行政法规范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处理行政法规范与现代技术规范的关系成为行政立法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基于此考虑,从技术规则的概念界定、技术规则渗入到行政法规范的必要性、技术规则与行政法规范的立法技术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技术规则的统计、技术规则的渗入方式、技术规则渗入后行政法关系的性状、技术规则渗入后的法律效力问题是立法时必须把握的。     

论确认和追究国家国际犯罪责任制度的可能性

由平等主体组成的国际社会和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法并非不能产生确认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制度,我们应该从国际法的角度理解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制度,在研究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时,注意区分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与国际侵权行为责任异同.     

浅议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章立足于中国-东盟这一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事实,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同时借鉴现代双边、多边投资协议(包括东盟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已有规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先进做法,提出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建议.     

外资并购投资准入监管研究

目前中国对外资并购投资监管 ,主要是依据外资新设投资监管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 ,这样不利于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不利于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建议对外资并购投资和外资新设投资采取分别监管的措施 ,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另一种视角--经济学观点下的国家责任--兼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有关规定

国家责任作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领域.2001年11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取得了具有某种突破性质的进展.以该草案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法的理论,对国家责任构成及其免责事由作一些理性探思,并兼顾国际赔偿责任这一相关问题,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它们作为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经济合理性.     

广义视野中的中国知识产权犯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日益严重和广泛。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为此,应确立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增加司法资源的全方位投入,加强国际合作。     

网络环境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网络环境带给人们快捷高效的同时 ,也带来了法律冲突问题。因特网的国际性决定了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 ,而这种合作的价值定位应该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