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命案检验中的鉴定文书

清代的鉴定文书不仅应包括通说中的尸格、尸图、骨格、骨图,而且还应该包括通详类上行文书、仵作甘结,它们各有侧重,相互验证。通详类文书中有介绍现场勘查、分析说明的作用,仵作甘结则体现了验证图格,防止作弊的用处。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巧的表达体系。同时,清朝还在损伤描述要素上作了规范化的努力。     

晚清吏治的腐败与洋务运动的失败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追求富强，花费巨额资金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然而，由于整个官场吏治腐败得不到肃清，这些企业内部也相应存在着盲目决策、任用私人、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使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洋务运动走向失败。这段史实，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这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试论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帝王理身与无为理国思想

唐代以来，在统治者扶持下，崇老崇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在唐玄宗时期，把道家道教推向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唐玄宗也成为第一个亲自注疏《老子》的皇帝，在《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玄宗以“妙本”思想为理论基础，深入分析研究《老子》中的政治理论，也就是“帝王理身”与“无为理国”思想。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政治的转移和新政权的制度化等方面的内容.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在于它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清王朝的的封建统治,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     

《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一种主要而又特殊的民事法源，源自《大清现行刑律》，但在立法层面，《大清现行刑律》从“刑律”到“民法”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即未形成统一法律文本样态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司法机关适用该法源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无统一明确的内容该如何适用？相关律(例)文未去刑罚化如何用于民事审判？旧的律(例)文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法律制度？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确认并明确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内容范围，从原刑律条款转化出民事效果，并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和假借等方式，保证了其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正常适用；经由法律概念的对接、民法理论的融合和权利观念的渗透，实现了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创新，使其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历程中新旧之法融合的一个节点和枢纽，构成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论吴藻词曲特质及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女作家吴藻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崇尚自由的意志，与同时代具有类似意识的女性相比，吴藻能够突破视男性所享有的待遇为解放尺度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力量压抑全体社会成员个体的严峻现实，视阈更为高远，不唯如此，打通不同人群之间的界限、将个性解放当作全社会共同需要思路，也切入了时代要求的本质，在当时有着深化个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意义，吴藻词在表现其精神特质中形成了以豪宕悲慨为主的风格，在女性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

南明初期，安南仍与南明政权保持了较好关系。随着清军逐步南进，安南开始改变对南明的态度。清军进入广西、云南后，虽然南明仍有永历政权，安南各政权已开始建立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这段历史反映了古代中越关系史中，不是正统观念，而是政治实力才是双方建立朝贡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