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清流

正地处钱塘江中上游的兰溪,境内衢江、金华江、兰江"三江汇合",与建德、婺城、龙游等周边县市区接壤交错,水系迂回,水情错综复杂。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兰溪只有树立全局意识,强化全流域联动治水,才能实现"上下游一盘棋"。在推进"五水共治"过程中,兰溪市主动与建德、婺城等周边县市合作,打破地域界限,探索机制联动、责任联动、措施联动的联合治水新路子,上下游协同作战,联合治理。     

人大代表职务行为合法化探究

人大代表职务行为属于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之一,尽管对一定的法益造成了损害,也不能以犯罪论处。人大代表职务行为的合法化条件包括前提条件、主体条件、行为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以及主观条件。人大代表职务行为与律师辩护行为、控告、举报行为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点,又有着明显差异。     

民事权利限制的时间界限

权利限制是对权利范围和权利行使所作的限制性规定。私法视野下,权利限制是确保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需要。民事权利的时间界限是权利限度的形式之一,民事权利限制的时间界限,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民事权利的时间界限的合理性和二元性有利于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电信管制的司法介入研究

目前我国电信管制领域的案件少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明显存在排斥司法介入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电信管制机构非中立的管制者有意扩大管制范围,电信代理问题广泛存在,法院有意缩小司法管辖范围等。境外电信管制领域的司法介入早己存在,借助司法介入机制是各国电信管制机构维护、保证和提升管制能力的一种趋势。今后我国关键要建立真正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并通过电信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范围,破除电信代理问题,引入司法介入机制,提高法院在电信管制中的影响力,促使电信管制机构依法行政,维护电信市场公平竞争和电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民间金融法制化的界限与路径选择

民间金融具有存在的理由,"合法化"命题是一种价值层面对事实的误读,所以应以中性的"民间金融法制化"作为路径选择。这要求国家选择适当的金融价值观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制化界限。我国应对民间金融采取消极自由的制度取向,对达到规制标准的法律边界内的民间金融予以规制,并确认边界之外民间金融的自由地位。具体而言,只对具有全国性组织形式和规模的民间金融专门立法规制,而对其它民间金融提供其他途径的制度救济。但是,由于我国达到规制标准的民间金融主体尚未确立,当下在确立法制化界限的同时,更应注重对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艰难的历程——评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从 1997年 1月 1日实施以来,虽然规定律师可以提前介入,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但是通过二年多的实践证明,法律规定与现实做法差距甚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律师的会见权似有似无,实际价值小,仅起到点缀司法民主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聘请的律师,有权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对于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     

论宗教与邪教的界限和根本区别

当今世界的邪教事件频繁发生,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邪教组织3300多个,信徒数千万人.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它们虽然名称各异,活动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就所打的旗号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的邪教,诸如打着基督教旗号的"灵灵教"、"呼喊派"、"三班仆人派"、"东方闪电"、"被立王"、"主神教"、"新约教会"、"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打着佛教旗号的"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等;另一种类型是打着气功或功法旗号的邪教,如"法轮功"等.因此,严格区分宗教与邪教的界限与区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日、法行政诉讼性质浅析——以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二分为视角

德国、日本和法国都坚持司法权严守于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救济当事人权利的界限内。在坚持司法权界限的前提下,德国和日本将行政诉讼纳入其司法权范围之内并统一于诉讼的本质上,以救济权利为其根本任务,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主观诉讼性质;法国在司法权范围之外建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专门机关,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客观诉讼性质。三个国家的行政诉讼都是以一种性质为主导,再通过立法政策以类型化的方式增加特定诉讼种类,以达到主客观兼顾的双重目的。     

中国公司法务新角色猜想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企业法务管理工作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调整和提升自己以更好的服务转型中的企业?企业总法律顾问们对此的忐忑、焦虑和思考,在《法人》杂志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都一一呈现作为曾经的公司法务人员中的一分子,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永坚教授在第三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当着会场200余名听众半开玩笑地说,很庆幸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