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

新中国建国初期,党领导了旨在提高农民识字能力的扫盲运动.这个运动伴随着"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两次高潮.在农村扫盲运动中,采用了结合农村实际和贴近农民生活的灵活多样的方法,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了农民不识字的现状.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     

罚金刑在近代刑法中的确立——以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的相关规定为视点

清末10年修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法律的改革。1907年10月,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上奏中国近代第一个刑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在中国刑法史上第一次将罚金确定为五大主刑之一。从1908年到1910年,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其中涉及罚金的主要问题有:罚金定为主刑问题、罚金单位和等级问题、罚金易刑问题、罚金适用的过轻与过重问题、罚金与赔偿金的关系问题。回顾和分析罚金刑在中国近代刑法中的确立过程,将使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对“会通中西”的法律变革原则有新的体悟,并有利于对近代“礼法之争”的再认识。     

论挪用公款罪中的“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归个人使用的本质是利用公款以谋取个人利益,具有直接使用公款与间接使用公款两种不同的形式。以个人名义分为记载的以个人名义与约定的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是超越职权或者违反单位决策程序所作出的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也包括谋取他人的个人利益。     

未缴罚金不应阻却自由刑的减刑——兼谈罚金刑执行的对策

罚金刑的执行不应当与减刑挂钩。法院裁定减刑是针对主刑的执行情况,不能因为罚金刑没有执行就不予以减刑。对于拒不缴纳罚金的罪犯可以采取易科自由刑的方式解决。罚金刑的执行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     

礼法兼治与德刑并用--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方略及其集中形式研究

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方略是礼法兼治,也就是把以礼治国与以法治国结合起来;其集中形式是德刑并用,也就是把以德化民与以刑齐民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法德兼治,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们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确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新要求。     

刑法分则与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425个罪名向司法实践运送着刑法总则的全部规则、理论以及政策导向,同时,这些分则规范的适用过程也将经验世界中犯罪问题的多样性、多变性以及规则、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反馈给刑法总则及其相关理论和政策的权衡过程。本文从抽象个罪等六个基本范畴入手,展开对这些范畴中主要理论问题的梳理,进而触摸到一个古老而又前沿的问题:刑法解释标准的冲突问题。     

“德治”不等于“人治”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德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怀抉择

本文根据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和负面效应的分析，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道德关怀，以德治国更需要法律保障。只有将法律与道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主德辅”，才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自由刑变革的推进原则与逻辑

自由刑变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刑变革应当坚持下列原则:关注促进罪犯重返社会目标;以维护刑罚公正为前提;以保证社会安全为必需;将监禁刑改革与限制刑创新做一体化考虑．自由刑变革的逻辑是试错的逻辑与文化发展优先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