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泥失经意穿凿侮圣言——朱熹经典解释弊病论研究

朱熹对古今学人解经方法的弊病多有指陈和论析，拘滞泥著、穿凿附丽是其论议较多的两种弊病。在朱熹看来，这两者各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前者常见的有：执著己见，牵于旧说；滞于一端，一概排定；胶执字训，以词害意；泥其小处，失其大本。后者常见的有：妄作比附，率意牵合；强通硬说，横生曲解。朱熹认为，这两种弊病各有其生成的原因，并对经典解释活动造成不同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革除。     

党政干部以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为代表不妥应纠正

尽管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知识分子的含义没能给出解释,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但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一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由于知识分子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近年来,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代表统计报表中已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公务员法颁布实施后,和专业技术人员取代知识分子一样,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代表统计报表中,已用“公务员”取代了“干部”.     

条约演化解释方法的最新实践及其反思

演化解释俨然已成为条约解释的一个新趋势,但在实践运用中,该方法却存在武断、机械和片面等问题。未遵循条约解释的基本原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演化解释方法和当时意义解释方法的关系密切,应在综合考虑各个解释要素的基础上,对这两种方法权衡后再作选择。运用演化解释方法,应在条约已有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不得违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演化解释方法的运用可沿循一定的路径进行。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征订启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主要辑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决定、立法解释和有关任免名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检察工作相关的重要通知、规定;检察机关查办的重大典...     

基于ISM模型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现状分析

[摘要]影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效果的八种个人因素。并利用ISM技术建立影响其学习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和重要程度，思考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论反垄断法解释的学派分歧及其交谈前景

反垄断学派的形成,将法律解释导入规范轨道,同时也使反垄断学派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其解释方法日益僵化。从制度维度上看,近年来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后芝加哥学派之间就垄断行为规制的分歧趋于深化,渐成难以调和之势。为此,追溯考察反垄断学派的理论模式、决策前提、市场假定和价值观念可知,反垄断学派理论模式不仅应当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还极大地取决于以错误成本分析为核心的决策前提,以及垄断行为发生概率和市场自我纠正能力的假定,并最终根源于其或自由或保守的价值传统。为推动反垄断法解释深入回应市场现实,要形成反垄断学派关于市场机制的基本共识,廓清反垄断法解释的交谈合理性空间,并结合数字市场特性,确立经验世界重构背景下的交谈新起点。     

论我国刑事卷证运用制度的体系优化

学界关于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理论改革方案,大多停留在“审卷”的重述上,难以深触庭审实质化的核心要求。确保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从“审卷”到“审人”的转变,然而“审人”的支点在于刑事卷证的合理运用和科学规制。从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看,我国刑事卷证运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对刑事卷证运用制度的体系优化可从两个维度展开：从立法层面对刑事卷证制度运行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予以明确,适度熔断刑事卷证的证据能力,以主动切断刑事卷证与刑事裁判之间的非正当联系;从司法层面扩张解释直接言词原则条款、限缩解释直接言词例外条款,以达至“审人”的衍新,实现刑事庭审实质化。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