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改善民政对象生活品质

民政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作,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全省民政部门将深人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履行服务职能,着力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上求实效,助力民政对象提高生活品质,推动新时代湖北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情境问题巧创设

情境问题是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即通过新情境的创设呈现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通过情境问题引导学生运用生成性学科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生活中所存在问题的过程,就是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在教学中的实现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中通过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并呈现出新问题,引导学生养成学科核心素养。     

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论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政治伦理内涵

家风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抓手和重要着力点。领导干部家风事关党的作风,也深刻影响着政风和民风。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的战略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家风促作风、以家风涵养官德、培养领导干部道德自律精神、发挥领导干部榜样示范效应、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的政治自觉和伦理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蕴。     

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坚持辩证性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就成为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本刊邀请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振峰教授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