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发展煤炭专业保险势在必行

煤矿安全生产,关系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关系到煤炭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的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为了保障广大煤炭职工的生命和财产权益,有必要发展煤炭专业保险,进行责任保险的专业化经营。目前正面临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在经济、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二、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理赔。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日本《行政事件诉公法》修改的动向

日本在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过程中，以司法改革为动力，以美、法、德等国为借鉴，认真检讨其现行法权利保护机能的形式化，以全新的理念和思维，以权利保护为本位，放宽诉讼限制，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成为便于国民利用的制度。无疑，这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社保基金：如何管好百姓安身立命钱

2006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查处了上海社保局挪用32亿元社保基金非法贷款案，有关高官受到严惩，这是我国建立企业补充保险以来数额最大的—起挪用案件。据悉，在上海涉案的32亿元人民币中，绝大部分是企业年金。“上海社保案”暴露出当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导致被主管部门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在当前，如何管好、用好社保基金，从制度上防范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