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妨害公务行为的性质认定

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李某酒后驾车在行驶途中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追尾,其车损坏但仍驾车逃逸。适有回家途中的交警高某和其朋友刘某发现此情况,遂驾驶私家车追赶。李某因车辆损坏在行驶一段时间后无法继续前行被迫停车,高某向其说明自己交警身份后要求李某在现场等待处理,但其当时未着警服、亦未携带警察证。李某不听劝阻欲逃跑,遭到阻拦后将高某、刘某二人打伤。经法医鉴定,高某、刘某二人均构成轻微伤。     

医疗侵权案件过错之证明

《侵权责任法》第58条涉及到对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理解与过错医疗行为的证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在同一规则框架中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第58条针对的两类问题。但是却颠倒了第57条与第58条的关系，将“违法、违规”作为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没有为医疗机构留下必要的论辩空间，将一个本应主要通过诉讼法解决的问题做实体化处理，造成了新的混乱。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规范角度梳理医疗侵权纠纷过错证明的思路，对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应坚持第57条的规定，将“违法、违规”作为证明过错的证据，而非认定过错的标准。针对患者的举证困难，需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推定和证明妨害规范解决。     

论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文章通过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概念、理论依据和保护方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行政法立法现状,发现我国尚未将信赖利益保护确立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此种现状,本文为促进我国早日将信赖利益保护纳入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难的应然出路——从列举式推定到推定规则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对所运输、持有的物品为毒品较为困难。为解决认定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困难,司法实践中引入了推定方法。然而,由于推定方法自身的缺陷以及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特殊性,导致在毒品犯罪中适用犯意推定方法可能伤及无辜,因而需要对推定方法的适用进行合理的规范,合理限制其适用方法和条件,从而达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刑法适用——以立法推定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极为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因为对立法精神的解读存在偏差。该规定既非法律拟制,也非注意规定,而是可反驳的立法推定。其意旨在于,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减轻犯罪检控的证明负担,并实现严密刑事法网之效果。这一立法推定应全面适用于主观罪过、因果关系和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应基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确立推定规则和反证标准。     

洗钱罪证据调查方法研究之一洗钱罪主观方面之证明

我国《刑法》及《反洗钱法》都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须为“明知”,而如何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则是洗钱犯罪诉讼证明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仅有嫌疑人的自认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明知”的存在,还需要有其他证据来予以补强。这可以通过利用间接证据或推定来获得。此外,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而确立嫌疑人的有限举证责任,并以此来证明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     

我国刑事法律中真的有证明责任倒置吗?——兼论“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法律中证明责任倒置的提法欠妥。"证明责任"本质上指结果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两大特别的"持有型"犯罪为推定犯罪,应符合推定与证明责任的一般原理。刑事推定不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优势的程度以使法官对推定的事实产生疑问。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不妨对应"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与"疑点排除责任"等说法来理解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