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基本精神与刑事和解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让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协调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恢复性程序。会议的通常结果是达成一份犯罪人以某种方式赔偿被害人的协议,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从与被害人的会见中受益。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人我国刑事法学     

和平年代的“白求恩”们

提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想起白求恩，那个工作战斗并最后牺牲在中国抗日队伍中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我有幸在和平年代通过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间加拿大律师协会合作举办的“刑事司法改革和辩护技能培训项目”．结识了几位来自白求恩家乡的律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全国律协创造了历史上5个第一：律师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作为一个整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从辩护权的角度对刑诉法所做的再修改稿；创建了第一个刑事律师网站；第一次在全国各地举办大规模的中外合作的律师培训：第一次创立了每年一度的“中国刑辩律师义务宣传日”；第一次创建了以刑辩为题材的季刊《刑辩之苑》。同这些加拿大律师们工作在一起，是一次次灵魂被洗涤和升华的过程，明白了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为什么会教育和激励几代中国人。如果你是我，你也一样会真切地感受到白求恩还在。并且从未真正走远。     

隐私权:刑事程序基本权

隐私权是宪法权利,亦是刑事程序基本权.隐私权作为刑事程序调整的重要范围,保护着个人对刑法执行至关重要的有罪或者无罪信息的私有,以及对不让政府插手的个人信息的享有.加强刑事领域的隐私权保护,意味着要在政府的规范需要和个人隐私权益上达成大量开放式的司法平衡,对政府操纵背景条件的能力进行有限限制.漠视隐私权的刑事程序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事实性的恶果,其对事实结果的影响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趋势.为此,应关注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属性、价值及作用,加大对我国刑事程序中隐私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践中许多地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增设简易程序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原理,适应国民心理和当前现实的需要。并就此提出几点设想。     

证券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构建

在修订后的《公司法》、《证券法》公布实施、股改工作基本完成的同时,社会公众的投资热情普遍高涨,我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行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历史的教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保持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再次成为我们十分关注的课题。这里选择了几篇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国际社会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新视角——以刑事和解为中心

一、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与未成年犯保护 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发展史也是逐渐加强未成年犯保护的历史。从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历程看，“刑事司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强调未成年犯的特殊需要，刑事司法对未成年犯采用了与成年犯相同的诉讼程序，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一样受到刑讯，并接受相同的处罚，如鞭刑、残损肢体的刑罚、放逐、死刑等。”直到19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未成年犯罪认识的深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国家内，未成年刑事司法才开始从成年刑事司法体制中分离出来。     

检察工作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务及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16—17日，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检察工作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务及理论研讨会”在重庆隆重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察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敏、副检察长白雪飞和于天敏，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著名法学专家徐静村、龙宗智、陈忠林、孙长永，以及来自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的检察官、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未成年人犯罪已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如何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阻止未成年人犯罪浪潮的高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刑事政策又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成效不甚理想。采取何种刑事政策能有效的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