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和解的几个认识误区

公诉案件和解程序是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在涉及人身、财产方面的案件,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减轻刑事判决造成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留下的纠纷,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在当前有非常现实的价值。但如处理不好,容易让人认为是"花钱买刑罚",因此既要让好的法律实施,又要防止法律走样,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是所有案件都和解,不是所有案件和解都是缓刑的结果。本文拟从多角度澄清公诉案件的和解规定。     

如何主动管理企业法律纠纷案件

正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形成并非偶然,案件本身能够反映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企业法律顾问应如实揭示其中的风险,提出完善的管理建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主体间的经贸交往更加频繁和多样化,经贸往来所带来的权益争议也日益增多。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企业从设立、发展到终止的过程中,都可能与交易对方发生合同争议,共同受到合同法、民法等法律的约束;     

违法强拆背后权利与权力的思考

公共权力来自权利,一切权力皆属人民,财产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违法强拆事件中行政权力与公民私权的冲突应当提交司法裁决,禁止行政强拆.厘清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公共权力运行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公共权力运行中必须紧密依靠公民权利的拥护与支持.只有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社会履务与社会管理职能并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实现.     

检察和解基本问题研究

检察和解系检察院针对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申诉的民事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就法院确定判决所处理或者尚未处理的民事纠纷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永久性或者临时性终结检察抗诉程序,但不影响检察院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检察监督的任意性纠纷解决方式。基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量,赋予检察院以任意性纠纷解决功能具有正当性基础。然而,任意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属性决定了检察和解具有严格的限度性,必须遵循自愿、合法、尊重确定判决效力、当即履行或者督促履行以及有限排他性等基本原则。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高度一致的,对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落实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不断地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     

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目本民事调停制度、诉讼和解制度为借鉴

在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善的中国，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及至近现代．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国内外司法界的一致认可，被誉为“东方经验”。随着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决策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调解多项方针政策的提出，司法调解制度迎来了一波复兴的浪潮。     

刑事和解与正义之恢复

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西方最新的刑罚价值理念——恢复正义理论,也契合了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有实行的必要。     

“的哥”遭内部辞退求偿工资损失案

案情回放北京一家出租车公司以员工刘先生没有遵守公司规章为理由,收回了其经营的车辆,随后又以其旷工为由按自动离职作出了处理决定。由于对仲裁裁决支付刘先生工资和保险损失的结果不服,出租车公司将刘先生起诉到法院。     

轻微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以刑事和解与自诉程序的衔接为中心

刑事程序分流在许多法治先进的国家已经得到大量运用,但我国还面临着出口窄的问题,且目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纵向结构存在着若干程序分流的障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的公诉案件和解制度,作为这种框架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在理念、运行、预期效果等方面出现令人遗憾的硬伤,还影响到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应与自诉程序相互协调,以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分流。     

裁判、和解与法律文化传统——ADR对司法职能的冲击

当ADR裹挟着"和解文化"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司法系统均遭到巨大冲击,正式性司法一头独大的局面被改写。随着国家干预纠纷的手段由暴力强制转向和平协商,司法职能亦由裁判走向和解。无论基于结构性原因抑或传统及意识形态,ADR及其和解理念已经进入各国的司法领域,导致审判的衰落与和解的增长以及法官角色的更新与法院性质的嬗变。和解在司法领域的兴起虽具有政治、社会及法律职业等方面的正当性,但司法裁判的价值仍旧不容忽视。可以说,司法职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正式性司法与非正式性司法相互渗透的历史发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系统正在从单纯的公力救济领域变成公私合作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