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语言行为特征的侦查解读

微信作为一种交际活动的新模式已然成为人们重要的适时通讯工具。分析微信用户语言行为的言语特性和语用规则以及在心理学、文化学和犯罪学上所蕴含的意义,对于深入研究、辨识和解读微信用户的语言行为的个体身份特征具有显著的侦查价值作用。     

“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率先确立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互联网条款"将其扩展为"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广泛适用于一般网络侵权领域。《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又有相应的规定。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新类型网络服务层出不穷,在适用"通知删除"等规则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新类型网络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必要措施"的妥当性取决于与特定网络服务的匹配性,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个案中应当根据新类型网络服务的特性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合理权衡特定网络服务与"必要措施"的适应性,妥善确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陪审制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探析

域外国家参审制、陪审团制及观审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四项基本构成要素,其中陪审员个体化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逻辑前提,陪审员认定事实的影响力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基础要件,明确法官引导职责是实现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基本要素,陪审员合议和决议规则是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关键因子。由于我国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是对陪审权的根本性变革,且在实践中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存在诸多障碍,故要建构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制度,就必须明确主审法官或审判长的释明和指引职能,合理设计案件合议及决议规则,建立健全意见冲突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配套程序等。     

美国法上请愿免责的标准变迁

请愿可能损及其他公民的利益,原则上可免于侵权法上的责任。但以请愿为名,利用请愿程序本身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或者在请愿程序中伴有行贿等严重违法行为的,不能免责。美国法上的请愿免责标准发端于反垄断案件,后扩展到其他侵权领域。请愿免责的始作俑者是联邦最高法院,但在随后的标准变迁中,下级法院走的步子比联邦最高法院更快,甚至呈现出倒逼联邦最高法院之态;联邦最高法院不时扮演制动者的角色,以免请愿免责走得太远太远。请愿免责标准变迁的背后暗藏着不同的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司法保守主义、司法联邦主义都轮番登场。     

互联网逻辑下传统媒介的核心价值与实现路径

传统媒介作为一种内容的价值生产方式必须架构在互联网逻辑的传播平台之上,以内容更为专长的深度开掘及多样化呈现方式的处理,在多介质的"跨界平台"上寻找更多的"落地点",探求价值实现的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互联网的压力之下,传统媒介影响力的弱势化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传统媒介是否至此真的进入了无可逆转的"寒冬"?传统媒介业能否得到救赎?何以救赎?这些都是当下媒体人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     

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应当得到法学理论的认同

现行法学理论将公安机关排除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范围之外，这是法理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一个理论误区。公安机关兼具两种职能，除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参与刑事诉讼，具有司法职能，是我国刑事司法职能部门之一。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赋予了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公安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从现实情况看，公安机关实际上在行使司法解释权。公安机关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只能限于刑事程序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具体应用刑事诉讼的问题；二是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涉及与其他司法职能部门的司法工作相关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需作司法解释的，应当会同相关的司法职能部门共同解释。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应遵循的规则：应当统一由公安部行使；只能是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必须符合立法本旨；不得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相冲突。公安机关应设置一个由首长主持的权威法制机构，行使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的形式也应当规范化。     

引入与完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峻态势和现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律体系的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时代、经验变迁中形成的未成年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固有生理年龄标准脱钩的现实境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适用对象、范围、程序上的限制实为与本土现实、制度相协调。应处理好刑事责任年龄改革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遇措施的关系,双管齐下,共同构筑体系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案。     

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正2008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