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网络演变视域下吴玉章的政治身份转型

中共建党前后,有一部分参加辛亥革命的“老辈”人物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为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生长、扩展提供可资凭借的保护作用。资历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其川内名流与辛亥元老的双重身份,某种程度上为巴蜀大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良好的环境。本文拟从人际网络演变视角出发,探讨吴玉章的政治身份转型之路及其现实影响。     

传承与扬弃 融合与流变——新加坡华文作家“身份与认同”创作主题管窥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华文作家是新加坡“西方同化”、“族群文化模式建构”等历史的见证人.在他们的笔下,文学想象中母国传承的“集体记忆”、身份定位中“本土植根”的艰难尝试、对“典型新加坡人”精神症候的揭示,以及向“跨文化”意识转向的趋势,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内容蕴含和主题嬗变.探究海外华人作家写作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对于了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与现代性流变、华文文学形态的一脉相承与意义的多元再生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个人承包经营招用的劳动者与发包人身份关系之辨——万洲旅馆诉熊忠武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上诉案

【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万洲旅馆（以下简称“万洲旅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忠武。2010年3月．万洲旅馆找案外人苏建华进行旅馆墙面、过道的修补工作。同月18日，苏建华招募外来从业人员熊忠武具体实施该项工作。同月24日，熊忠武在万洲旅馆处进行修补工作时发生摔伤事故。治疗期间，熊忠武向万洲旅馆主张...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重要新增内容,应全面整理出其立法出台的背景,同时对于立法中的规定应当进一步分析并作出相应的解释,包括检察机关技侦权的适用对象、适用案件范围应当进一步明晰,对于决定权与执行权之间的衔接性规定应当细化,对于证据的使用应当坚持最后使用原则.     

亟待拯救的黑人文化之根——论《最蓝的眼睛》中乔利的寻根历程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不仅刻画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些男性形象。本文将着重从其中一个失败的男性人物---乔利着手来探讨其在多次寻根之旅过程中男性、种性、父性尊严的丧失以及原因。同时旨在提出,黑人男性同样也面临许多的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坚持本民族文化,这样才能获得自尊和自信。     

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当前司法改革中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忧思

正目前,刑事裁判文书的网络公开成为最高司法机关践行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但是,刑事裁判文书的全面公开,使犯罪人的正当利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并与正在探索建立的犯罪记录查询系统产生了直接和剧烈的冲突。因此,应当对此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全面的审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裁判文书公开经历了从不公开到有限公开,再到当前的全面实名网络公开三个阶段。目前关于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规定,对于大部分犯罪人的姓名采取实名公开的方     

以读书为癖好

人的癖好五花八门,读书是其中之一。但凡人有了一种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不过,和别的癖好相比,读书的癖好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把人分为有读书癖的人和没有读书癖的人,这两种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一个人怎样才算养成了读书的癖好呢?我觉得倒不在于读书破万卷,一头扎进书堆,成为一个书呆子。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即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     

正确使用代表证问题之思考

代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为了便于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发代表证。"由此可见,代表证是与代表职务紧密相连的,是证明人大代表身份的专用证书。但实践中,不少基层人大在制作代表证以及人大代表在使用代表证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代表证在制作、使用中存在种种缺失现象,如设计粗糙质量差、内容不考究、代表证的管理不规范等,进而影响了代表作用的发挥。代表证作为法律规定的证明人大代表身份的专用证件,是人大代     

共犯与身份的中国问题

即便我国刑法总则缺乏共犯与身份的明文规定,通过借鉴域外理论与判例经验,根据共犯规定及共犯原理,也能妥当处理共犯与身份问题。根据身份是影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还是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可将身份区分为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非身份者参与违法身份犯罪的,虽成立违法身份犯的共犯,但应减轻处罚;非身份者参与责任身份犯罪的,应分别定罪处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是一种责任身份,其伙同公司人员侵占本单位财产、收受贿赂、挪用本单位资金的,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分别成立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公司人员则相应成立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     

合理差别还是隐性歧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立法中的区别对待政策检视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立法中存在基于民族、户籍、侨民、性别(首孩)、工种、烈士后代等多种身份的区别对待政策,这种区分立法具有复杂的特定原因,既有从实质平等的考虑,也有从资源补偿的考虑,甚至还有从文化习俗的暂时性妥协的考虑,在立法当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客观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隐形歧视情形,为此在新一轮地方计生立法中应予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