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人职业填写不实保险公司能否降低理赔级别

通常情形下,实行定额保费的商业意外伤害险理赔时,被保险人职业风险保费越高,则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越低,但保险公司对职业风险级别未作说明和提示的另当别论。2011年12月14日,随着上诉期的过去,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审结了一起职业风险上升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以投保时错填的低风险职业级别,向原告王某全额赔偿残疾保险金7500元、医疗费5000元、住院津贴3600元。     

也谈社会建设中的社工与义工

社会工作者和义工是我国社会建设当中不可缺少的两支力量。二者之间联系紧密，但在概念内涵、服务理念、服务特点方面存在巨大区别。在新时期的社会建设中，只有将二者相互联系、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关键作用。     

项目公司之诉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与项目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增多,这类案件类型多样,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较大,而且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审判时缺乏明确具体的条文规范,造成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难。笔者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从解释论的层面对审判实务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剖析,探求司法裁判中解决相关纠纷的合理路径。     

扣缴义务人责任研究：类型化与反思

税法上扣缴义务人未完全履行扣缴义务，脱法扣缴行为随之产生，扣缴制度的立法目的成空，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是为必然。依现行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仅将视情况承担“补缴、追缴”，“限期改正、责令改正”、“刑事处罚”等主责任，而且需承担“滞纳金”，“罚款”或“滞纳金与罚款”等一并使用的从责任。责任形态的复杂性和现行税法的诸多缺陷，导致扣缴义务人责任实务运用极为混乱。要想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必须对扣缴义务人责任进行多维定性，以扣缴义务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作为扣缴制度财政目的的边界，以财政目的的实现作为扣缴义务人义务履行、权利行使的边界。     

为基层干部减负需落实刚性政策

各项发展任务，各类检查考核，各种“一票否决”事项……繁重的工作压力，复杂的基层环境，有限的执行权力，狭小的发展空间，微薄的福利待遇……让基层干部身份倍显尴尬。虽然我们历来倡导为官勿论大小，不求权力地位，崇尚责任义务，但凭寥寥数十人之力，上承多重部门政策之落实，下负万千群众利益之协调，用“看得见摸不着的权力”履行“看不见抓得住的责任”，确实难堪其重，难孚众望。     

党员意识是什么？

党员意识，首先是一种角色意识。党员意识是对党员这一政治身份的认同感，是行使党员权利、履行党员义务的内在自觉性。     

非货币财产出资形式再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出资形式不断涌现,可以用于出资的财产和权利在不断地被扩大,非货币出资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在公司立法的部分内容上,出现了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调整相关制度和明确相关规定,以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促进公司制度的完善,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未能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潜含的道德隐忧,加之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不适,而成为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助推因素。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这一权利观念,尤为必要。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内含着共同体伦理。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于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根本规则,其核心使命之一在于以宪法义务体系确认那些旨在维系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这些与共同体存续基本规则直接挂钩的义务,即"宪法内在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是达到共同体生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型期的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

侵权损害赔偿以完全赔偿(填补损害、全部赔偿)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一般情形下确实合理,但适用于较特殊的个案,可能导致不公。既有研究虽从不同角度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僵化适用有所认知和反思,但无法一般性地指导实践、满足实践需求。有鉴于此,为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引导民众的行为,应酌减侵权人责任,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从而突破全有或全无、非此即彼极端思维之禁锢,为实践提供一般性指导,以公平、有效地解决纠纷。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之指导标准应以生计酌减和公平酌减为限,且应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予以具体适用。     

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

日本环境权说在立法、司法和环境行政实践中遭到了普遍怀疑和普遍拒绝。在环境权入宪的国会讨论中,支持派或主张把环境权"作为国家政策"加以规定、以"环境的义务"的形式规定,或主张仅仅把环境权的"精神"植入宪法,都不主张直接把环境权规定为宪法权利;反对派或认为环境权不宜进入宪法权利体系,或以与环境权相对应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为由反对明确规定环境权,或认为规定环境权不如规定其他具体的人权,甚至认为讨论环境权入宪是误入歧途;折衷派认为环境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象,其理由或为环境权内容含糊、环境保护立法定位未定,或为反对环境权入宪的观点也有道理。日本司法界拒绝环境权说的主要理由有(1)根据环境权的主体不明确性;(2)环境权的内涵不明确;(3)环境权这一概念多余。日本环境行政也没有采纳环境权的理念,而是贯彻了(1)环境"有限性"的判断安排法律政策;(2)用来自对环境整体性的积极反映的整体性思维指导环境政策安排;(3)以共同利益作为处理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原则;(4)以职责——监督为环境行政系统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等原则。日本环境权说遭遇困局的原因出在:第一,萨克斯并没有向日本学界传授环境权的真"经",他的演讲没有回答什么是环境权,而是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讨论了这个制度产生的合理性;第二,日本学界所"发扬"的环境权以私权环境权为代表,而这种挂环境标签的权利与日本的环境观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