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司法责任制改革取消了庭长审批权,实现了权力下沉至一线法官的目的,但同时庭长却面临着不愿管、不善管的困境。其直接原因在于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即权力小、责任大。具体表现为多重角色赋予其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基于法院目标管理带来的行政责任以及法官身份回归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赋予相应的权力。造成权责匹配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去行政化过程中对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导致法院外部压力型任务注入与内部平权式治理之间的矛盾;法院功能的超载化,扩充了法院管理的范围。权责冲突带来了负面效应,包括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不善管;逆向激励,痕迹化监督与策略性监督,不愿管。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制度保障、动力机制、信息基础、关键因素四个方面入手。     

刑事司法中的规范创制行为及其规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纠正程序法层面上的侦查中心主义确属必要,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中也存在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在诸多方面掣肘了法官的个案解释活动,造成了庭审虚化,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国家应在规范创制活动的权力配置、审查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实现法制统一和个案公正的有效衔接,保证审判中心主义的全方位确立。     

论废除供述证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采信和认定不仅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案件的判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关乎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中存在些许问题亟待解决,面对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现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值得认真反思。文章从经济学维度、国际法维度、国内法维度、实践经验维度、个案实证维度和沉默权维度六个方面阐述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予认定,从立法层面上排除供述证据,更多地通过认定其他客观存在的证据进行案件事实的判断。以此,从源头上切断刑讯逼供的根源需求,从而实现减少乃至防止刑讯逼供的出现频率,为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检视与进路选择

审判委员会作为审判组织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行使着各级人民法院最高审判权的职能.但是对其职权定位的法律依据却让人质疑;其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诉讼中起到的实际作用,让人们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其运作程序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因此,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考证,并就对其质疑进行分析,以提出未来审判委员会的应然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基于规范公共性要求的公共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是因由政策环境变化、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而进行的政策变更、终止等一系列活动。从表象上看政策终结的原因是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以致政策执行无法带来所期望的正向效果,但实质上政策终结是缘自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