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累犯制度立法之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过于粗疏,这已严重影响了其权威性和严肃性。我国累犯制度之立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重构特别累犯制度,单位不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不构成累犯,对累犯可以适用假释,对累犯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美国执行官局的逃犯调查职责

美国司法部执行官局不仅肩负逮捕联邦逃犯的职责,还被赋予帮助州及地方执法机构逮捕地方逃犯的法定权力。为履行好职责,执行官局建立了地域和地区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与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合作开展逮捕逃犯的特别行动,为逮捕国际逃犯,加强了其海外组织机构的建设,同时,为执法机构提供了大量培训,在逃犯调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的认定争议及解决

洗钱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与上游犯罪行为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上游犯罪行为与洗钱行为的区分,应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从侵犯的法益看,洗钱行为既侵犯了上游犯罪保护的法益,又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对于侵犯双重法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洗钱犯罪;从客观行为和主观犯意看,洗钱行为客观上具有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从处理原则看,宜将洗钱视为特别法条,将上游犯罪视为一般法条,运用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进行处理。     

有奇书读胜观花

我从小喜欢读书。直到今天,母亲还能说出我读书入迷的种种故事。比如撞了电线杆子、砸了酱油瓶子、摔进土坑、忘了回家等等。那时候家里穷,根本买不起书,只能找别人借,甚至不惜用一根冰棍、两块黑糖去“贿赂”同学。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运行效果的考察 ——基于383份判决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考察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383份裁判文书,发现侦查人员出庭率低、出庭作证效果不明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立法规范的模糊性、检察机关的消极态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愿低。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明确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的诉讼法后果、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等。     

长征精神最集中的展示——不畏艰险、敢于牺牲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换来的.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崇高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征精神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其生成的恶劣环境,在失去根据地依托的艰难情况下,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与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突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民法典》第262条真义探析

对我国民法典第262条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不应拘泥于其表面文义,也不应机械类比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机理,而应结合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探寻其真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集体的代表实则是对全体集体成员的直接代表,无需经由所谓的农民集体主体中转;农民集体并非民法上的团体主体,而是由集体成员组成的松散集合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由全体集体成员集合而成的紧密组织体,是农民集体法人化改造的结果,与农民集体实质上为同一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和财产上与农民集体完全同一,其不仅是集体土地的管理者,也是所有者。这一解释结论对于准确把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科学安排其成员、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IMF特别提款权是怎样形成的？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倡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美元。6月26日,中国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再次呼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方的呼吁,使特别提款权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     

论我国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的构建

基于消费争议的单位数额小、总体数额大、人数不确定和扩散性等特点,消费者的个体损害赔偿与整体权益保护往往难以截然分开,损害赔偿争议不易通过单独诉讼解决,代表人诉讼成为主要方式。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实际效果有限,而《证券法》规定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有效经验值得推广,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和欧盟法上的代表人诉讼也可资借鉴。我国相关立法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留下了空间。消费者协会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定职权,在得到符合法定人数消费者的授权后,应被视为满足了代表人与实体法律关系的适当限度联系,因而可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提起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在此基础上,通过默示加入制凝聚诉讼请求,有利于实现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损害赔偿目标和诉讼效率,并可产生显著的外部性以保护消费者整体权益,实现公益效果,但作为程序正当性依据的诉权保障须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