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公证纠纷初探

【案情简介】 通州区宋庄镇某村村民刘某与本村村委会于1999年5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期限30年，至2029年5月1日。由于经济原因，刘某想转包给住在朝阳区太阳宫乡某村村民信甲。双方和村委会一致认为需要公证以保护权益，遂于2002年4月27日来到公证处，对转包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协议中写明：刘某把原先承包的所有土地及地上物转包给信甲，由信甲每年交承包费给刘某所在的村委会，承包期限到2029年5月1日，原刘某的承包协议作为本转包协议不可缺少的附件。事隔四年，刘某却认为，原先自己与村委会签的承包协议应归自己保存。并且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不愿再转包给信某。而其实此时信甲已死亡，其妻和儿子信乙想要“继承转包权”。但是由于其居住地距承包地太远，且不方便经营，所以想再转包或与第三人合作经营。     

本期律所推介——德衡律师集团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现拥有注册执业律师120余人，法律服务从业人员200余人。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始终坚持“崇尚公正，追求卓越”的服务宗旨，走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道路，以“专业专心”的服务品质和斐然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     

质疑律师执业责任强制商业保险

本文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探讨如何化解律师办案风险,推进我国律师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律师行业不应当在我国保险制度及法制环境远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之际,盲目照搬国外的律师保险制度。这种脱离现实的做法会损害律师的利益,影响我国律师业的发展。     

“危险”中的中国律师——律师业的执业风险及其防范

四川何红德律师居然因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行为而获帮助伪造证据罪并被判刑,让我们不得不发出“胆战心惊做律师”的叹息;而中国陕北民营石油企业行政侵权案的主办律师朱久虎的被捕则再次让我们愤慨:“中国律师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指望他保护当事人么?。”当我们审视中国律师的种种遭遇后,我们无法不对以帮助社会防范法律风险为职责的中国律师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予以格外的关注。一、律师业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来源作为社会人,律师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风险:如业务领域内的商业风险、税务与财务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如5月18日成都律师李晓路的遇…     

家庭教育第一案

2006年12月26日上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儿童侯鸿儒的扶养权纠纷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院确认由其父亲候波继续抚养孩子，同时要求侯波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之共有权的立法完善

多层住宅建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中,共有权是重点,但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尚为笼统。本文对共有权特点、性质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就共有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立法建议。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拒绝辩护》一书向世人启示了什么？

在我们的目光开始关注美国律师作家现象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三部由我国执业律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本是由广东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高树律师推出的《拒绝辩护》(200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安徽律师》编辑吴伟民(兼职律师)写作的《拒绝辩护》(2003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上海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海燕撰写的《大律师》(2003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也是一种好风气,更是一种好势头。起码可以说明,我们的律师在繁忙的执业之余,敢于涉足多由专业作家驰骋遨游的领域,勇于以一种文学的笔法来反映和总结律师业及其发展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困惑、艰难、忧虑乃至愤怒。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除了长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还可以以其他表现方式和手段,理性地面对和思考司法改革、社会问题、政治理念对律师业的影响和作用。三部小说,各具特色,各具风采。毋庸讳言,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其文笔的流畅,放在文坛中不致于丢律师们的丑”(陈惠忠律师语)。三部小说表现方式各异,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到了法律的是非、道德的上下、良心的内外等难以把握、难以评判、难以决断的主题,主人公的表现或尴尬、或煎熬、或困扰、或痛心,不是出家,     

论不动产利用的二元结构

不动产的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设定用益物权,二是设定债权利用权。这两种方式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仍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用益物权与债权利用权具有不同的利益、成本和风险,因此,对不动产利用而言,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对于当事人至关重要。     

隐私权:刑事程序基本权

隐私权是宪法权利,亦是刑事程序基本权.隐私权作为刑事程序调整的重要范围,保护着个人对刑法执行至关重要的有罪或者无罪信息的私有,以及对不让政府插手的个人信息的享有.加强刑事领域的隐私权保护,意味着要在政府的规范需要和个人隐私权益上达成大量开放式的司法平衡,对政府操纵背景条件的能力进行有限限制.漠视隐私权的刑事程序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事实性的恶果,其对事实结果的影响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趋势.为此,应关注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属性、价值及作用,加大对我国刑事程序中隐私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