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经典建构

文学经典是当今文艺学领域的热点话题。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文学史中的经典建构。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的涵义，而后就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关系出发，探讨文学史中经典建构的原则与问题。文学经典对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经典构成了文学史的骨架，对文学史创作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学史在经典的选择、确立和承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经典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问题。     

胡适与鲁迅

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他们揭橥,而开启了崭新的篇章.最初,为着探寻文学革命的路径,他们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后来,却因思想歧异,而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他们并不怀揣成见,挟怨贬损对方,而总是客观公允地评说对方的功过得失,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在跨越“断裂”与爆破历史中消解历史——1990年代文学史叙事自我解构的危机

199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危机。一方面文学史叙事通过对文学史“断裂”的弥合来完成一种对文学史总体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的文学对象的开掘，将历史爆破出来，从而承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想象。然而前者将历史客观化，后者将历史主观化，都存在着消解历史的危机。既回到文学本身又回归历史的深度是超越这些悖论和危机之路。     

学者本色冲淡平和——记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袁行霈教授

袁行霈教授1957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兼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     

金庸：恬淡脱俗吐心声

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甚至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凡是接触过小说的人，不要问有多少人知道金庸，要问有谁不知道金庸。如今已经八十三岁的金庸看上去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没有一点暮年之气，这不仅让人想起他在十七岁写的一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六十六年的岁月，时光已旧，却精神依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金庸也创造了一个武侠文学的传奇。     

中国作家面临非知识分子化

当代不少中国作家都陷入了或正面临着可持续写作的危机。从总体着眼，情怀的缺失，恐怕是一种根本性的因素。在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作家，不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的。一个人内心安稳平静如一潭死水；他在世俗生活中品尝到了无限的快乐，沉溺于世俗生活中的他，     

赵树理、孙犁小说的审美异趣及文学史地位

赵树理、孙犁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赵树理的主题丰富驳杂,孙犁的主题清纯单一;赵树理擅长结构曲折动人的完整故事,孙犁则善于从整个社会生活的环链上抓取最鲜明夺目的一环,加以强调与突出;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以俗取胜,孙犁的语言则以雅见长;赵树理的现实主义是细节的现实主义,孙犁的现实主义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愫。赵树理小说获得了当时民众的空前欢迎,使之成为当年叱咤风云的领军作家,然而,随着读者文化水平的整体性提高以及新的审美情趣的生成,赵树理的魅力日渐消失,相反,孙犁的“诗体小说”却获得了高度评价。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它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在这场运动及其所引发的文学革命中,领袖人物就是陈独秀。     

试论法学教材的编写目的

法学教材要成为法学教育的教学范本 ,就必须以科学、合理的编写目的作为支撑。在编写目的的选择上 ,应以学生为主体 ,注重未来法律职业者的知识结构、法律技能与职业道德问题。法学教材的编写必须以职业角色作为贯穿教材编写的主旨 ,以“法律问题”作为贯穿教材内容的主线 ,以职业能力的提高作为教材的主攻方向。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文学史意义

汤显祖是明代言情文学思潮中的突出代表 ,尽管他的“唯情”论具有一些它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但这一理论的文学史意义仍是十分明显的。首先 ,它在高扬情感本体、强调文学情感本质的同时 ,大大拓宽了“情”的内涵。其次 ,它为各类文体 ,特别是戏曲、小说、散文等的发展与勃兴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最后 ,它在使我国的古典文学摆脱外在的道德伦理苛求 ,切实深入人们的心灵世界等诸多方面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