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足迹研判工作模式的研究探讨

为高效发挥足迹研判工作的作用,笔者对足迹研判工作模式进行了思考。对上海市、长沙市等全国先进地区进行了调查、分析,也对先进经验推广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讨论,指出其困难在于领导重视和理念两个方面。最后,笔者提出了一套更适于推广的战斗小组工作模式,并对该模式中各步骤的耗时和重要性进行了评估,阐述了该模式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缺乏情况下的优势,旨在对足迹研判工作的推动有所裨益。     

云卖车,现实很骨感

就目前而言,对于提振销量,线上销售所带来的效果只是"杯水车薪"。疫情的到来,让中国车市原有的交易模式被按下了"暂停键"。虽然复工复产潮正在到来,但对于拥有漫长产业链的汽车行业来说,这个过程显得异常艰难在疫情倒逼下,车企以及经销商们纷纷转战线上,开始了直播卖车和线上展厅为主的“云卖车”。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论新时期高校信息服务职能的强化

知识经济时代正以迅猛之势到来,现代科技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人们无论是思想观念、服务方式和管理水平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作为从事信息服务管理工作的高校职能部门,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后方,是老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过程中获取各类信息的集散地,是师生员工获取知识的主战场。因此,强化信息服务职能,提高工作效率,意义十分重大。一、新时期高校信息服务工作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知识创新的基地,其信息服务对象素质高、信息需求大、知识层次高。信息服务工作要求来源更广、传播更快、…     

中国利用外资新特点及其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更进一步纵深展开,中国利用外资在近几年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本文旨在介绍我国在利 用外资上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并针对这些新特点,对外资的宏观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债权形式主义下物权行为有限存在之三维分析及立法建构

民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的讨论并未系统、深入,从事实、规范、价值三维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下 应有物权行为的有限存在空间,且和债权行为一样均可单独引发物权变动,但不存在独立性与无 因性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构模式。     

着力打造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经营模式

重庆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乳制品企业，肩负着重庆市奶业产业链整体发展的重任。2005年，天友公司开始实施位于农业园区实施的渝北乳品加工基地项目，该项目选址属于三峡库区范围，并已被列入国家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和重庆市2005、2006年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一个占地面积131亩，年产液态奶8万吨、奶粉1000吨的现代化乳品加工厂，并将公司本部和乳品一、三厂整体迁入。作为一家位于库区的股份制企业，以管理促经营虽然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够的，企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培育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我们深知：十多年来，在破解三峡百万大移民这一世界级难题的过程中，正是在“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指引下，库区广大干部群众斗志昂扬、拼搏进取、无所畏惧，才确保了大规模移民搬迁的顺利推进。人文精神是推动我们破解世界级难题的核心动力。因此，以“自强不息、开拓开放”人文精神为指引，打造企业文化经营模式，以软实力的强大带动硬实力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