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以法域协调为视角

雇员告发雇主的违法行为在行政法领域属于被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刑法领域则可能因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入罪，由此导致了法秩序的冲突。积极入罪的立场，不但抵触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法政策层面也不具有妥当性。通过对“商业秘密”概念进行实质解释以限制处罚范围的冲突化解路径，在体系层面和具体问题处理层面都不具有妥当性。应当在违法性评价层面，通过类推适用紧急避险的方式，化解前述评价冲突。其中，在法益均衡性的判断上，举报人所欲实现的利益原则上优先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为了避免举报人滥用权利，应当将企业合规程序同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相结合，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立具有独立权限的合规官，来有效限制举报权的滥用。     

“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以“AI换脸”为代表的“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具有极易发生电信诈骗、滋生网络谣言、证据不易保存等特点，冲击人伦道德、冲破法律底线、干扰正常监管，社会危害严重，法益侵害极大，给案件侦破带来诸多困扰。公安机关需结合个案特点，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应用，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规制，完善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实现对“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综合治理。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阻击短信诈骗“疫情”

一条短信钩走了一家人全部积蓄上当的不仅仅这一家人,短信诈骗像瘟疫肆虐警方与高智商犯罪展开较量,骗子落网,短信诈骗破灭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

将犯罪客体与行为对象加以区分,犯罪客体不是具体的人或物,并不违反哲学原理。说马克思1842年的著名论断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根据,其证据尚不充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用它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难以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保护客体、犯罪客体与侵害客体各有其含义的规定性,使用时应注意场合。     

网络犯罪刍议

本文介绍了网络危害行为的主要表现 ,根据现有网络犯罪法律规定分析了网络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侵害客体复杂、犯罪主体多元、犯罪手段多样、危害严重的客观表现以及主要出于故意心理等构成特点 ,并指出网络犯罪是行为人违反刑法规定 ,运用网络技术知识、网络工具或网络环境 ,对网络安全运行进行攻击与破坏或进行其他犯罪的总称。     

重大过失可以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我国刑法第219条规定下列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一)盗窃、利诱、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