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子”涉诉信访中的主体分析

"涉诉信访"内含"诉讼"与"信访"两个核心要素。"诉讼"关涉司法权力,旨在保护私权利;"信访"则关涉行政权力,目的在于监督公权力。民众经过盘算,选择"大日子"进行涉诉信访,国家不得不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干涉正常的司法程序,导致司法独立遭到了破坏。因此国家应致力于将信访矛盾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规范法治秩序。     

浅析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平行诉讼难以避免。虽然它可以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诉讼机会,但往往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给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带来障碍。因此,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以及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于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禁诉令制度应运而生。文章将结合英美国家有关禁诉令的重要案例来对该制度做出全面的分析,同时还将探讨禁诉令制度是否应在中国构建与实施的问题。     

滥用民事诉权及其规制

滥用诉权属于"权利滥用"范畴,包括如下构成要件:第一,滥用诉权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第二,滥用诉权人实施了滥用诉权行为。对于滥用民事诉权的规制,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法、民事实体法和刑法等作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第一,起诉要件和     

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诉前调解是近年来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创造出各有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分析了诉前调解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诉前调解在规程设计中应予明确的内容,以期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谁该为旅途中的交通事故买单?

单位组织员工跟团游,旅行过程中却出现交通事故造成两员工重伤。员工将旅行社告上法庭。旅行社却认为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究竟谁该为此案负责?请看本期拍案说法。     

涉法涉诉信访之案件成因、制度困局与破解之道

章彦英在《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外在的制度性诱因和内在的观念性诱因促成了当下持续攀升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此类信访不仅打破了司法救济的最终性，人治色彩浓厚，而且因处访机构众多、效率低下、处访程序失范、救济成本高昂等屡遭诟病。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

第三人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其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类。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相关规定比较完善,但是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相关规定仍不完整,存在不少纰漏及不足,因此对此相关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关于改革执行异议制度的思考

由于法律机制不合理,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不能有效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导致其违背了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文章对该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作了具体分析,并上升到诉讼价值的高度进行评价。建议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设立“执行异议之诉”。在考虑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和司法实际的基础上,对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民事给付之诉及其执行的明确性要求

无论给付的内容是金钱、特定物还是行为，给付之诉内容的确定与相应的判决与执行在民事诉讼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要求起诉状中的给付诉讼请求和给付判决主文都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也体现了强制执行程序立法中的争议问题。该诉讼要件不同于案件的实体胜诉要件，不适用补正裁定和补充判决，也体现出处分权主义下诉讼请求与判决主文之间的紧密关联。由于两者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并考虑民事诉讼处于动态推进中的基本特征，对判决主文的明确性要求更为关键，其应高于对立案请求的要求。在判断请求与主文明确性时，在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中满足客观唯一性标准即满足明确性要求，但是双方无争议的主观标准也可以被接受。而在停止侵害之诉中，我国法院也可能例外地将以“近似”为代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评价为明确；如果参考德国法经验补强相关裁判技术，也能形成与前述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相似的、客观标准辅以主观标准的审查标准；中外经验共同指向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法中的细化应用。在审判程序中，法院有权通过解释明确诉讼请求的内容，但是当请求不够明确时，法院不应排除当事人就其在实体法上本可以被支持的请求另诉的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同样有解释判决主文的职权，其也可...     

试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第三人撤销之诉既是民诉法第二修正稿的亮点,又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是程序价值的要求,同时也是权利人利益保障的全方位体现。基于此,民诉法第二修正稿在第56条第3款设置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的出台,与理论、实践之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充分研究台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上,文章从立法模式以及设置程序两方面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完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