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

在诉讼活动中，事实认定是一个经验推论过程，证明是事实认定的基本方式，推定只是证明的一种辅助方法。作为证据法范畴，推定不是建立在相关性基础上的逻辑联系，其本质特征是在基础事实与假定事实之间创设某种法律关系。因此，运用推定认定事实时，必然造成证明过程的中断，这决定了其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事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推定对准确价值的忽视和对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使其难以承载刑事证明的重任，不能替代对犯罪要件事实的证明，更不能成为确信无疑证明标准的例外，推定的滥用会危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从邓玉娇案看正当防卫的司法证明

邓玉娇案定罪免刑这一司法结果,掩盖了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当防卫如何证明? 虽然,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究竟应该由控、辩双方哪一方来承担证明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都是要求被告方来承担证明责任,并令其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而对于辩护方来说,要承担标准如此之高的证明责任,往往是不太容易完成的,也因此,正当防卫的辩护,才会时常处于一种无法得到充分证明的状态.     

论公证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公证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导致各地公证机构出证标准的不统一，有损公证的公信力。由于公证的对象以及公证审查方式的不同，机械不变的证明标准不能适应现实要求。公证的证明标准应当与公证的证明力相适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公证的证明力制度。此外，我们还应当制定详细的公证证据规则。     

罗尔斯正义论:契约论与反思平衡

罗尔斯对其理论的证明方法除了熟知的契约论以外,还诉诸了一种反思平衡的方法。为了避免契约论成为一种循环论证,他把契约论的基础建立在对直觉的反思平衡之上。通过契约论和反思平衡的结合,罗尔斯解决了契约论方法的不足,也为契约论方法提供了新的路径。     

“谁主张、谁举证”刍议

“谁主张、谁举证” ,指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及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在法学理论的界定中 ,则会与人们对“主张”一词的识别标准不同 ,而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并且混淆了肯定主张与否定主张之间的区别。因而不应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作为一般性的分配原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证明责任应坚持诉讼平等的原则 ,分配服务于诉讼法任务。     

李庄案法理研判——主要从证据学的角度

现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审讯合法,因而在客观上未能证明李庄伪造证据。而且现有证据未能证明李庄主观上具有制造伪证的犯罪故意。在主客观要件事实未获证明的情况下,对李庄制造伪证的事实认定与定罪缺乏依据。而就妨碍作证问题,对所谓敲诈勒索问题取证,称李庄妨碍作证不无疑问。但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作证的问题上,从给出的证据看,李庄有过错。对李的行为可作有罪和无罪两种评价。考虑综合因素,为在现体制中保证刑事程序的多元性与防错机能,倾向于对李庄案作除罪化处理。     

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要出具书面证明

小保： 我是一个农民工，在城里啥活都干过。洗碗、清洁、搬运、装卸、看门、送货。干活时间有长有短，用人单位用你就用，不用你说一声“你明天不要来了”，就算拉倒了。这样下去，干一辈子也没个工龄。用人单位在解雇我们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出个证明啥的，他不给出咋办？     

推定在犯意认定中的运用——基于英美国家犯意推定的思考

由于意识与意志的主观性,在刑事诉讼中,犯意的证明一直是困扰控方的难题。在缺乏被告人自白的情况下,犯罪的证明完全依赖于推定这一手段。但推定结论的或然性引发了人们关于犯意认定中推定运用可行性的怀疑;犯意推定的证据标准也无法与直接证明的标准一致;推定还可能导致证明责任分配上的争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中对于犯意推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规则,可资借鉴。     

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

案件事实形成包括两个互相交错的方面：一是对事实进行实体法律意义的判断；二是对事实之真假尊行认定。在真假认定中，首先，事实之真假认定受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另一个是程序法本身的价值目标障碍；其次，事实之真假的“证明标准”并不能以“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为依据，“证明标准”和“自由心证之客观性”具有统一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转型

印证证明模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典型的诉讼证明模式,它的运行建立在"四个依赖"的基础上,即证明的他向性、证明的一致性、证明的口供性和证明的充分性;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和法官专业化素质的提升,难以胜任日益复杂的诉讼证明任务,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实现证明理念和证明模式的转型,更多地吸收和借鉴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诉讼证明的困难,而且对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促进直接言词原则的实施、培养法官的理性判断能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