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强化农村土地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十分重视并重点解决的问题。结合海南实际,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土地开发利用方面应当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突破产权瓶颈,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健全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流转便利、经营自主的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大胆将土地物权所设定的各项权能无条件地交给农民,确立农民对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村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尽快完成全省4800万亩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直接确权给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     

技术人本主义：一种主体视角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的困境是技术观的困境,仅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社会后果就对科学技术本身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这是形而上学的技术观。为走出技术观的困境,需立足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实践,转换思维方式,从人的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认知、利用和控制科学技术,即确立人本主义技术观。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官员责任意识助推制度变革

部级领导，主动站到舆论前台，坦陈心迹、直指弊端，表明政府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弊端有着深刻、明晰的认识。     

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架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有机联动的架构.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整个架构的核心,生态环境架构、社会文化组织架构、制度环境架构是经济发展架构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在于寻求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各架构搭配的黄金分割点.     

大型社会调查中联系中介的社会网分析——以“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为例

一项大型的社会调查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活动,往往需要一个专门的协调者或协调部门,并且要运用特有的关系网来介入.这种介入方式运用介入者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沟通和联系,并形成一个特殊的大型调查中的联系中介.本文引入社会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特殊的联系中介在社会调查中介入的路径,研究由此构成三个沟通网络、联系方式和沟通方式,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省5件作品获第十六届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奖

在5月19日结束的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复评暨第十六届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评选会上，我省5件作品获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奖。电视专题片《代表建言，结转督办》（作者：周伟亮 张晶 编辑：刘立耘 黄敏 福建电视台《新闻启示录》2005年7月6日刊播）获电视类一等奖：通讯《共同的心愿——（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访福建代表团》（作者：黄世宏编辑：刘国军泰荣刊《福建日报》2005年3月15目一版）获报纸通讯社类二等奖；通讯《“是不是就叫‘进城务工农民”’》（作者：姚金清编辑：张郁刊《人民政坛》2005年第4期“）获人大报刊类一等奖；系列报道《预算审查监督报告》（作者：郑国锋 刘志镣等 编辑：郑国锋刘志锋刊《人民政坛》2005年第4期至第10期）获人大报刊类二等。     

中央调整百名省部级高官凸显未来执政思路

据中新社报道“两会”前调整地方高官,已成为中国近几年来的惯例。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央进行了五十多项的重大人事变动,涉及省部级官员上百人,囊括党政军各大机关。官员的任免向来是政府执政思路的风向标,在中央力倡打造廉洁、高效、责任型政府的今天,人事布局谋篇格外受到舆论的瞩目。     

英国地方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启示

英国地方政府由通过地方选举产生的议员和从事各种具体服务的职员两部分人组成。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为地方政府工作的人统称为“政府雇员”（employee）。英国地方政府在用人上强调机会均等，反对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残疾、宗教、文化和语言的歧视。地方政府在工作方式上较为灵活，有许多兼职岗位，专职岗位的工作时间也有弹性。地方政府雇员与公务员一样，奉行政治中立。按照工作合同，他们不能参加党派活动，不能竞选议员，不可能不经竞争而自动晋升，工资待遇也规定在一定的标准之内。     

党代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走向

党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大致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这一制度及其功能不能有效落实与切实到位是其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破解这道历史难题,增强党代会制度的合理性、完备性、权威性与有效性,始终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中共八大提出的常任制改革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推进与实验,正在逐步从形式层面向实质性突破拓展。如何确立党代表在党代会中的主体地位,推进相关制度规范特别是程序规范的改革与完善,正确进行党内权力的合理分解,正日益成为当前改革探索关注和研究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