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的行为通常会涉及到公司自身、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多重利益。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的规定相当薄弱,在一定制度上影响到公司制度作用的发挥。我国未来公司法中的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应在范围、资金来源、取得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对我国姻亲继承合理性的再思考

根据我国《继承法》，不仅丧偶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能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间、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也均互有继承权，该规定直接突破了世界通行的继承权仅在血亲及配偶范围内的传统基础。无论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还是从姻亲继承产生的源流上分析，我国基于赡养扶助行为授予姻亲继承权都是对继承权基础的直接违背，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民众继承习惯的背离。通过对姻亲的赡养扶助行为与继承权关系的分析，找出合理的路径与渠道对其实施赡养扶助行为后的权益进行补偿，始为正确的选择。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How Does The Charity Law Respond to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s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the behavior boundary of charities has changed, and accordingly a blank in supervision occurs. However, The Charity Law in China has not given any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charities and experience of foreign legisl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harity activities through typology analysis and proposes the key points to design the rules, then gives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试论习近平对“党校姓党”的系统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维护党校形象的高度阐述了坚持党校姓党的重大意义。习近平不仅系统回答了坚持党校姓党的意义(为什么),还深刻阐明了党校姓党的"姓马""姓共"的内涵(是什么)、回答了坚持党校姓党的途径、方法(怎样做),以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为基础,构建了具有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引领性的党校建设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