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场景教学法在公安皖敕行政法教学中的运用

公安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职业教育，强调警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对实践性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行政法”课程是关乎警察行政执法的必修课，采用场景教学法授课，让学生扮演角色亲历行政执法场景，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培养出优良的公安执法后备力量。因此，研究“行政法”课程中场景教学法的具体运用，探寻场景教学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措施，应当成为当前公安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市"十二五"期间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对策思考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实现两高一少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上海市十二五期间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在评估对象的分类、评估内容的设计、评估指标的设置、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过程的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大胆创新,形成目标、责任、督查、考核、结果运用五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军事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重、难点问题探析

军事司法作为国家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军事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改革在不断探索中进步,关于军事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面临着重大理论攻关和难点问题辨析,其中需要关注的较突出、重要的问题包括：进一步完善我国军事刑事诉讼制度、加快军事法院的组织立法进程、构建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等方面。通过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启发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努力为我国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更加及时、丰富和有力的理论支持。     

台湾“行政程序法”制定公布十年之实施经验——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台湾“行政程序法”于1999年2月3日公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台湾“行政程序法”第l条规定：“为使行政行为遵循公正、公开与民主之程序，确保依法行政之原则，以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特制定本法”。台湾“行政程序法”之内容分为“总则”、“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行政计画”、“行政指导”、“陈情”与“附则”等八章，共175条。自1999年2月3日公布至今，除于2000年12月27日及2001年6月20日两度修正公布第174条之1有关职权命令失效日期之规定，2005年12月28日配合政府资讯公开法之公布施行删除第44条、第45条之规定外，其余条文均未变动。台湾“行政程序法”实施之成效，包括强化民权保障、深化民主原则、贯彻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行政法总论之法典化等。晚近，大陆倡议制定行政程序法之呼声不断。本文拟略述台湾“行政程序法”之立法沿革、主要内容、实施成效、所遏问题，期能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对一起美容非法行医案件的思考

生活美容机构开展医学美容业务存在着监管难题,如在执法调查及行政处罚过程中,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一起未经批准在生活美容店开展医学美容的行政处罚案例的讨论,探讨非法行医案件调查取证的难点,剖析案件查处过程中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对此类执法工作的相关建议。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行政规定变迁中的信赖利益保护研究

在转型期的中国,行政规定的变迁不可避免,其变迁的情形也可谓多种多样.行政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应基于其变迁的具体情形、行政规定的不同性质等因素加以考量.进一步,在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要件上也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变动；妥当的公告、制定过渡条款等方式可能更适宜于行政规定变迁所引发的信赖保护问题.更为重要的制度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