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例

刑事审判监督机制是保证审判质量,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及运作,无不将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加以构建,既吸收了西方的法制监督理论,也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建立了一个从正规的监察院到普通的社会民众的庞大的刑事审判监督体系,对防止刑事错案、杜绝司法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和谐社会理念下刑事诉讼法改革浅思

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念,它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层面的和谐共处,亦涉及了规范人的行为的各种规范之间的和谐以及各种制度规范应在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之下,充分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刑事法领域,在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向着两个方向迈进,其一是充分尊重人权,其二是向着不起诉方向迈进,这一制度将已经发...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组织管理理论视野下的河南警务改革

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实施的＂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撤销了所有省辖市的公安分局,改变了全国统一的＂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级管理模式,建立了＂市公安局——派出所＂的两级管理模式。用管理理论进行分析可知,激励保健理论显示了其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动态平衡理论证明了其加强了组织合作与沟通,开放系统理论说明了这场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探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但也有其国际主义的一面。其主要特点是提倡非中心主义,践行消极的国际主义,强调国际责任;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原则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国际合作观念。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乡镇经济增长模式之转变：以T镇为个案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乡镇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如何能够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则关注不够,而正好是这一转折点推动了乡镇企业质的提高.为了探讨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道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来寻找证据.通过对T镇的考察,运用理性选择的理论解释了乡镇领导人是如何促进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这也是文章的创新之处.即乡镇领导人一方面通过集体企业改制甩掉了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淘汰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虽然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实现了乡镇经济整体的受损最小化;另一方面,乡镇领导人通过工业园建设提升了乡镇经济的规模和效益,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乡镇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和资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生长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获益最大化.通过这两种路径,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影响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对T镇的个案研究,希望能够同前人的研究展开对话,同时亦希望推广此项研究的外部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