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     

罚金刑罪犯的心理特征及其改造

罚金刑罪犯是刑法对罪犯并处财产刑处罚而衍生的一个罪犯群体，对于罚金之执行，有着迫于需求的妥协心理、不顾家景的依赖心理、唯我为重的利己心理和逆反社会的抵触等心理，存在着缺乏对罚金深刻的思想认知、缺乏交纳罚金的主动行为、具有明显的功利化改造倾向等问题。因此，监狱应采取拓展对罚金刑罪犯的法制教育、推行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深化罪犯改造制度的分类行刑、建立与完善罪犯罚金刑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刑法立法的完善之对策，以提高对罚金刑罪犯的改造质量。     

受贿罪不应依照贪污罪处罚

将受贿罪依照贪污罪处罚会导致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立法精神,不具有依照处罚的依据与基础,加司法部门的工作难度,不能满足受贿罪实际发展的需要,不利于打击与预防受贿犯罪。     

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试析《论犯罪与刑罚》中关于死刑的法律思想

死刑是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自死刑产生后的几千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法宝",没有人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近代刑事法之父"贝卡利来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对死刑的残酷性提出尖锐的批判,由此引发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本文着重探究贝卡利来主张废除死刑的积极思想,以期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再反思.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

刑法作为食品安全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虽然刑法在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限制死刑之路径研究——以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为视角

大幅限制死刑是当前司法为最终废除死刑而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探索。在众多限制死刑的途径中,通过被害人家属与被告人达成民事调解协议限制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面对死刑适用与否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如何使其不违背公平的朴素观念,给每个死刑犯一个同等的机会;如何令其价值最大化,在事实上减少死刑适用的数量,又满足社会多方需求,是立法、司法、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尤其不能脱离实际增加新的障碍。     

死刑不能废

死刑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到今,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废除死刑违背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无法达到刑法的目的,无法安抚受害人的家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法制宣传教育,总之,死刑的保留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