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编辑把关

编辑 ,不仅仅是精神食粮的加工生产 ,还是复杂精妙的艺术创造和智慧活动 ;“把关”,始终贯穿于信息资料的收集、甄别、鉴定、选择、加工、校改、设计等业务过程中。如何搞好编辑把关是提高大众传播质量 ,实现大众传播宗旨的中心课题 ,其中在政治思想上、传媒战略策略上、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上的把关尤为重要     

关于乡镇基层依法行政的思考

乡镇基层依法行政事关农村发展大局。依法行政 ,需要加大普法力度 ,努力培养群众的法律意识 ;需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提高基层干部法律素质 ;需要努力改善基层干部的行政执法环境 ;需要加强法律监督。     

我国内外资企业法的重构问题探究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从2010年3月起施行,对我国内外资企业法重构问题的热议再次兴起。现行内外资企业法存在内容重复、不够协调、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等不足,有必要探究内外资企业法的重构方案。我国合伙企业的相关立法已经基本实现了内外并轨,公司的相关立法内外并轨条件也较成熟。可以将我国现行外商投资...     

论民间法研究的犬儒主义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尽管对学术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但其仍然时刻保持着侵入学术的可能。法学学术面对这种政治情势形成了一种既试图回避政治禁忌又试图迎合学术体制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而民间法研究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民间法研究者无疑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但其仍然回避了关键的政治性法律实践问题,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民间法研究者还在既中立客观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绝佳外表下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     

依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

就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而言 ,依法治国的全部要求包含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三个方面 ,其中 ,依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它的主要涵义是立法的精神和原则、立法的主体资格、立法的权限范围、立法的程序规范都必须得之于法律 ,以及对立法的合法性可以予以司法审查 ;而在所有的法律中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法治与道德建设略论

法治本身具有强大的道德功能 ,实行依法治国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法治的实施过程就是全面促进道德建设的过程 ,道德建设必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     

两种主体立法之比较评价

本文对公民直接立法和代议机关立法的短长及其一般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 :两种立法形式各有短处和长处 ;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来看 ,公民直接立法是最理想的立法形式 ,代表着立法形式的发展方向 ;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 ,立法的基本形式只能是代议机关立法 ,但公民直接立法应作为代议机关立法的必要补充。     

启示与借鉴——以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为视角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要求：＂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近一时期,有关开征物业税的信息沸沸扬扬,如上海要开征＂房产保有税＂,重庆开征＂特别房产消费税＂等。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立法模式和具体制度设计的分析与比较,借鉴其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实践经验,从而对我国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要在原基础上整合与规范,要制定系列配套措施等建议。     

伯克—萨维尼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法学思想

伯克—萨维尼强调社会生活有机结构的重要性及它们部分的是＂非意图形成＂,特别是关于法起源于民族＂共同意识＂的理论,对德国和欧美的法学界影响深远。辨识伯克—萨维尼＂有机体＂说以及＂历史主义＂研究法学的思路和方法,讨论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学的尖锐对立,有助于理解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内核——大量社会现象有机地、非意图形成的理论,对立法活动的可能影响。即使利弊共存,与那些关注如何抵制经济领域创新狂热的经济学家一样,法学家尤其应当关注如何抵制立法领域的创新狂热。     

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学术论文的引证情况能够体现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争鸣状况。通过对《法学研究》1985—2009年间所有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状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其引证数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依然较低；主要引证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文献;对域外文献的引用虽然总量不低，但语种为外语的较少；佐证式引证较多且逐步增加，讨论式引证较少且逐渐减少，运用式引证较少，反对式引证比例较低并不断下降。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广度有限、实质性与深度不够。未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强化沟通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从而营造更为真实、充分的交流与争鸣氛围，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刑事诉讼法学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