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辟谣行为可诉性分析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面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和猜忌，政府辟谣行为日益普遍。错误的辟谣信息不仅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依据辟谣行为性质将其分为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指导类和不属于职能范围的一般性辟谣三大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为，尝试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探究司法救济思路和相关制度的改善。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监督行政权力的新思考

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审视现阶段行政监督的现状，还存在着监督主体转型缓慢、被监督者制约发展、监督参与渠道尚不完善等障碍性的因素。因此，应以公民社会建设为突破口，从公民、政府和渠道三个角度系统地思考新的建设道路，以完善行政监督模式架构。     

检察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立法上、制度建设上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刑衔接＂机制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并建立健全行刑衔接的检察监督机制和相关的制度平台实属必要。     

人本行政裁量权之实现理路探析

人本行政裁量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实现人本行政裁量权的主要理路有：在实体上的利益衡量中行政主体应保障诸种利益的均衡;在程序上的裁量过程中行政主体应保障有效的利益沟通;在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应保障权利的相应救济。     

提升政府依法管理社会能力的探讨

政府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遵循法治性与规律性，充分体现效率性与和谐性，取得群众满意的效果，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关键。必须强化街道（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政府推进社会依法自治的能力；增强社会组织依法实现自我管理的功能，提高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与服务，提高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     

技术标准的规范适用初探

技术标准是一种具有特殊逻辑结构的法律形式,在静态上具有法律渊源的性质和效力.形式法渊与实质效力统一的技术标准只解决了技术标准规范的效力基础问题,是应然层面的分析.法治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社会形态,法治背景下的规则多样化为技术标准的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标准的适用亦应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要发挥技术标准的效力,解决实然上的效力问题,仍需在适用上考虑其自身特点与范式.     

论行政公益诉讼

当公益诉讼的客体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法行为时,所提起的公益诉讼类型则为行政公益诉讼.在当代中国,行政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所具有的职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权力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然而现实情况是,行政主体不仅没有切实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公共利益的最大侵害者,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实有必要.     

台湾“行政程序法”制定公布十年之实施经验——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台湾“行政程序法”于1999年2月3日公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台湾“行政程序法”第l条规定：“为使行政行为遵循公正、公开与民主之程序，确保依法行政之原则，以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特制定本法”。台湾“行政程序法”之内容分为“总则”、“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行政计画”、“行政指导”、“陈情”与“附则”等八章，共175条。自1999年2月3日公布至今，除于2000年12月27日及2001年6月20日两度修正公布第174条之1有关职权命令失效日期之规定，2005年12月28日配合政府资讯公开法之公布施行删除第44条、第45条之规定外，其余条文均未变动。台湾“行政程序法”实施之成效，包括强化民权保障、深化民主原则、贯彻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行政法总论之法典化等。晚近，大陆倡议制定行政程序法之呼声不断。本文拟略述台湾“行政程序法”之立法沿革、主要内容、实施成效、所遏问题，期能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关于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公安行政执法为例

通过对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研，发现行政传唤在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行政传唤的适用期限理解错误、行政传唤适用对象混乱、强制传唤的适用随意性较大以及行政传唤缺乏救济途径，这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理念的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上述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行政传唤的强制措施的属性，明确行政传唤的适用对象，明确传唤的启动条件和实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