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西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刍议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西部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日益明显,教育资源的失衡已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实现西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西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     

论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及其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的重要途径和桥梁。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具有程序保障、案件侦破、人权保障、遏制犯罪、惩戒教育等主要功能，其主要特征体现在适用主体的法定性、适用对象的特定性、限制权利的单一性、适用措施的强制性、适用效力的暂时性等方面。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已严重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更好地发挥强制措施的实际功效，应当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大力加强研究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立法完善问题。     

台湾缓起诉制度简述

英美法系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其起诉的基本立场 ,检察官对案件享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 ;长期以来奉行起诉法定主义的大陆法系也开始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裁量权 ,我国台湾地区的缓起诉制度就是其中一例。研究台湾缓起诉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术的探讨 ,更重要的是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机动车强制保险法律制度探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一种法定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保障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工作,回顾了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对建立强制保险制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民事赔偿规则、强制保险合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关于商标法修改的一些思考

新修改的《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的实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规范 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商标注册申请的“超国民待遇”、商标异议程序的实用性、强制注册、使用注 册商标标记等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扣完善。     

重建文艺伦理薪传文学智慧：论《文讯》的办刊策略及对台湾文学场域文艺伦理的建构

布迪厄“场”的理论中两大关键词就是关系、斗争。文学场域是一个特殊的社群，基于文学和学术活动而客观存在着长幼、世代等人际关系，因此，从理论和实践来说，文学场域也就存在因文学活动而产生的人际伦理关系，称为“文艺伦理”。台湾文艺期刊《文汛》创力、25年，作为文学场中的活跃因素，从办刊方针和编辑策略，以及重塑文艺界和谐、温馨、有序的文艺伦理，传承与创新文学经验等方面出发，以栏目设计、活动策划等方式为载体，进一步凸显自身的组织策划功能，积极倡导并自觉承担营建文学场域良好的文艺伦理的重任，并由此彰显了极具人文关怀的刊物文化性格。     

浅析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世界上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是指一国专利主管机关基于法律规定的条件,不经专利人的同意,就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在各国专利法的立法和实践中,专利强制许可一般都有多种理由。虽然强制许可有违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专利保护的根基,但它对克服专利制度的弊端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国家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几近陷入被称为“国家不赔法”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赔偿法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法治观念、执法环境等因素。其中,在当初立法时并没有重视,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被忽视,但却成为国家赔偿法顺利实施梗阻的是赔偿经费问题。修改国家赔偿法,必须对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制度作出重新设计。     

略论修宪程序的违反：印度之经验

修宪权的限制乃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理论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修宪权的限制的探讨仍然限于修宪机关的自我克制上,而且主要是围绕着实体问题展开,甚少关注司法机关对于修宪权行使的控制,尤其是修宪程序上的控制。应该明确:修宪权的行使可能违反修宪程序,宪法上的修宪程序规定具有强制性,故而,在一定情形下应当使宪法之修正归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