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研究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时代性课题，是指引21世纪的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旗帜。随着对科学发展观探索的不断深入和认识的提升，对什么是科学发展、怎么才算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文章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轨迹、理论创新与理念创新、价值维度与价值实现路径等深层次话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及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现代审视──评先秦法家之法势关系

先秦法定以势行法，以法固势，主张势由君主独制，法由君臣共操，然而这种法治思想及其实践，不但没有化解法势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使势强法弱之局面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尊严。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关于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思考

证人庭外的证言以及在法庭上陈述的非亲身经历的事实,通常不能作为法庭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当程序的理论.我国没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原因在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存在制约.应该在我国建构传闻证据规则,在不损害被告人质证权的前提下,设置例外情况.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既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也提出了一些挑战。之前因收取税费而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被打破,村民自治获得了制度性空间;但伴随着税费取消而来,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进行的乡村体制改革,对逆转农村社会灰色化和治安恶化趋势无所助益;而税费压力的消除,使得基层司法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开始疏远,从而为基层司法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间。     

试论现代传媒语境中的刑事案件书写文化

各种传媒手段对刑事案件的发生、侦查、诉讼、司法监督予以不同方式的传播和解读,使得刑事案件的书写和表达形成独特的传媒文化。传媒文化拓展了刑事案件书写的场域,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司法程序及其适用,还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参照,借助当时所提供的媒介手段所提供的书写、交流和传播模式,将刑事案件书写扩充到社会舆论的"公共领域"。现代传媒文化与书写文化关系的厘清因此凝聚在对司法行为闭合式书写和公共领域开放式传播界限的严格界定,以及刑事案件司法程序中严格规范写作和现代传媒自由解读不断互渗的默许或者禁忌。     

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

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有鉴于此,需要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