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警察在执法中使用武力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近年来,暴力抗法、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人民警察作为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法律的执行者需要及时采取行动,现场情况到达一定危险程度时,人民警察就要使用武力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但人民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对人民的私权利进行侵害,因此对于人民警察在行使武力执法权制止违法犯罪嫌疑人时的条件具有严格的规定[1]。该文对人民警察运用武力行使执法权时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的探讨,有利于协调人民警察使用公权力与人民的私权利在冲突时的利益平衡关系。     

居民消费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人口生活的影响研究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从 2 0 0 3年 1月由负转正后 2 1个月上升 ,且主要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致 ,并已对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及物价上涨对其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认为必须采取措施 ,对城市低收入人口实施物价补贴 ,以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活体鉴定400例放射学特点分析──兼论法医临床学与放射学的关系

为探讨法医临床学鉴定与放射学的关系，本文对４００例活体鉴定就放射学检查的有关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２６６例进行了放射学检查（占６６．５％），其中Ｘ线１７６例（６６．２％），ＣＴ４３例（１６．１％），两者均有的４７例（１７．７％）。放射学检查部位中，Ｘ线以四肢为多，ＣＴ以颅脑为多。误诊率为９．０２％，放射学检查与致伤原因之间有一定关系，轻微伤中不必要的ＣＴ检查多见。并就放射学误诊的法律后果及不必要的放射学检查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从法医临床学的角度对放射学进行了评价，指出在活体鉴定中可以应用放射学知识协助证明损伤、推断损伤形成机制、个人识别及研究损伤时间。因此法医学鉴定人必须有放射学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作者还试图提出法医临床放射学。     

浅议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虽然经历了三次修正案的修正补充,但在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足。2004年3月,全体人大代表表决高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的两个亮点是: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首次对人权加以规定。另外,本次修宪不仅像前三次修正案那样对经济领域有所修正,还对国家形式及国家机关等多方面加以修改,突出了依宪治国的精神。     

消费者概念的法律思考

消费者是社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是购买、使用、持有、处分、接受商品和服务的人,是具有最终消费行为的主体。判断消费者的依据是最终消费行为,不应考虑行为者的目的、动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是否为满足“生活需要”。在单位以最终消费主体而非以经营者身份与其他经营者形成的生活消费关系中,单位是消费者。     

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使用之确定化设想

我国学者近十年来在法学体系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法"语词可以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我国法律体系中也使用了中义社会法的概念.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存在着辩证关系.为了在社会法研究中解除困惑、方便使用,建议将这些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     

Personal budgets in adult social care: the fact and the fiction of the Care Act 2014

ABSTRACT

Personal budgets have been heavily promoted in government policy in England as a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personalis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adult social care. The Care Act 2014 for the first time creates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for personal budgets to be allocated to all individuals using state funded social ca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a particular rhetoric has developed in social care policy around personal budgets, which draws freely on the language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and suggests that grassroots ideas are the central purpos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personal budgets into policy. It considers whether the promises made in policy are embedded in the 2014 Act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claims in social care polic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model of personal budgets created by the 2014 Act on the other. It concludes that the policy rhetoric around personal budgets directly appropriates the language and ideas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while promoting a wholly distinct agenda of public sector marketisation.     

对下调法定最低刑责年龄的省思

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部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倚仗法律保护肆意实施危害行为的"钻法律之空子"的情况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使公众免受"12岁恶魔"的伤害。在作为调整对象的低龄未成年人一侧,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戴上这只法律"金箍"的未成年人将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自身行为的检点合法。当然,虽然法律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但犯罪未成年人仍然需要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治环境中得到救赎,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关了之"[1]。在"疏"与"堵"并行的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使低龄未成年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中树立起对法律以及他人权益的敬畏之心。     

美好生活的社会保护水准:社会政策体系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的建构

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是我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构建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关键在于瞄准相对贫困目标、构建福利认证标准和消除社会排斥状态。基于人类需要理论和国外基本需要战略等相关研究,应以民生保障、适度普惠、多维满足和防止伤害等为具体目标,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这一标准分为最低标准和适当标准两个层次,包括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和照料五个维度的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要在全面性与协调性、主动性与精准性、适度性与发展性三个方向着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解决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