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理构建的文化印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它孕育着悠远醇厚的华夏传统文化底蕴,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生命产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批判地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悟化认知的划时代的历史飞跃,并丰富、充实和演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硕果,从而建构着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理体系的韵味隽永的审美印证。     

刑事再审理由探析

再审理由的设计是对再审程序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应当明确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应从实体上和程序上两方面分别进行规定;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只能以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为由而提起,以限制再审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体现再审程序的救济性。     

提起公诉之效力

从诉讼系属的基础理论出发,公诉的效力包括程序效力与实体效力两个方面。公诉的程序效力包括公诉对审判之启动、被追诉者被告人地位之赋予、重复起诉和不起诉之禁止以及被害人诉权之限制四个方面。公诉的实体效力,主要在于确定法院的审判范围。     

西方非理性主义及其文学表现

西方非理性主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为代表的实体性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现代派,反以往的人伦传统和文化传统,反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人物越来越内向化和脆弱化。第二个时期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功能性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后现代主义。以游戏的态度为特征,嘲谑传统经典。消解深度摸式,语言成为自身指涉的对象。     

行政程序中的形式与形式主义

行政程序不仅具有形式性属性,也具有实质性属性.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发展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已经在法律实践中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偏颇主要源自三个法律程序观的误识:一是行政程序的泛司法化误识;二是行政程序的反实质化误识;三是行政程序的非法律化误识.必须强调行政程序的实质因素与形式因素并重的良性行政程序发展观.     

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探微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的确立,使知识产权取得了在“国民待遇”和“权利独立”原则之下的间接的域外效力,从而产生了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包括冲突法的适用和统一实体法的适用两个方面,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舍其一则不能使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调充分到位。     

Formal Legal Truth and Substantive Truth in Judicial Fact-Finding -- Their Justified Divergence in some Particular Cases

Truth is a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adjudicative processes; ideally, substantive as distinct from formal legal truth. But problems of evidence, for example, may frustrate finding of substantive truth; other values may lead to exclusions of probative evidence, e.g., for the sake of fairness. Jury nullification and jury equity. Limits of time, and definitiveness of decision, requir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Degree of truth-formality is variable within a system and across systems.     

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

确定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时,不能以“事实上能否出于过失”的归纳取代“法律有无规定”的判断,而应当充分考虑并贯彻刑法第15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将某种犯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的法定标准,是法律有文理规定。根据尊重人权主义的原理,对于法益侵害并非严重的行为,不宜确定为过失犯罪;按照责任主义原理,不能出现某种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不能由故意构成的局面;依循刑法的谦抑性原理,罪过形式的确定,不能以其他法领域规定的过错形式为标准。     

遏止刑讯逼供的刑事实体法责任

从根本上遏止刑讯逼供,有赖于决策层、立法、司法界及理论界直至广大国民树立反刑讯逼供、反酷刑的人权保障理念和保护人身权利的价值永远高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观。决不能将刑讯逼供的目的、动机的“善良”作为为刑讯逼供辩护的理由,也不能使其成为刑讯逼供与相关犯罪法定刑存在不适当差距的“合理”依据。我国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应当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