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

本文以乾隆三十一年山东邹县的一起民事调解案件的法庭笔录为分析对象 ,仔细解读其中蕴涵的 ,同时也是被中外法律史学者广泛争论的若干清代司法实践问题 :一是帝国官僚的诉讼态度与小民百姓的诉讼策略 ;二是帝国衙门的纠纷解决手段 ;三是解决纠纷 (裁判 )的依据 ;四是清代法律的表达与实践。此外 ,本文不仅“深描”这份法庭笔录 ,而且把它置于广阔的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司法体制、诉讼理想和现实的语境当中进行考察。与此同时 ,受到“复调”理论的启发 ,本文在叙述风格上也作了一些尝试 ,以期通过这一文体的尝试彰显传统中国司法运作的复杂意蕴。     

论清代命案检验中的鉴定文书

清代的鉴定文书不仅应包括通说中的尸格、尸图、骨格、骨图,而且还应该包括通详类上行文书、仵作甘结,它们各有侧重,相互验证。通详类文书中有介绍现场勘查、分析说明的作用,仵作甘结则体现了验证图格,防止作弊的用处。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巧的表达体系。同时,清朝还在损伤描述要素上作了规范化的努力。     

唐代奴仆告主现象考论

唐代传世文献关于告主奴仆具体身份之描述扑朔迷离,且多有彰显奴仆＂家人＂身份之旨趣。告主家奴、家僮、役人、从人等称谓互通的特殊现象,是唐代家庭结构深刻变化与贱民地位相对提高的真实反映,而这种变化在法律制度层面之重要表达路径,即为奴仆容隐其主原则的确立。     

晚清吏治的腐败与洋务运动的失败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追求富强，花费巨额资金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然而，由于整个官场吏治腐败得不到肃清，这些企业内部也相应存在着盲目决策、任用私人、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使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洋务运动走向失败。这段史实，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这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骤衰

唐朝鼎盛时期 ,玄宗李隆基被王朝的富足所陶醉 ,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从此深居宫中 ,专以声色自娱。李林甫以“口蜜腹剑”伎俩 ,骗取玄宗信任 ,高居相位长达 19年之久。本来 ,早在玄宗开元年间 ,社会已多积弊 ,尚未彻底清除 ,而李林甫的长期专权 ,致使社会积弊演变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野心家安禄山等 ,利用唐朝这种严重社会危机 ,乘机发动祸及全国的大叛乱 ,以致使唐玄宗自己落得丧失皇位、狼狈逃亡巴蜀的可悲下场 ,也使强盛的唐王朝骤然而衰。     

汉代民事诉讼程序考述

汉代的民事诉讼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有较明显的实态。讼之所及 ,多为租税、财货乃至田产 ,表明人们在概念上已经有所区分 ,人们因民事纠纷而“诣乡县讼” ,可知民事审判是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能之一。又以出土汉简及传世文献见之 ,民事诉讼的程序化已相当明显 ,由此反映了汉代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政治的转移和新政权的制度化等方面的内容.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在于它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清王朝的的封建统治,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     

明中后期诗坛与地域文化概观

明中后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相互争雄,而相对弱势的吴文化则始终与齐、楚文化并飚诗坛。吴中徐祯卿加盟于前七子复古阵营,却固守其吴文化属性;太仓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力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明中后期诗坛上此起彼伏的诗学纷争说明了地域文化之间永远处于碰撞冲突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