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心理学影响因素

证言对案件侦破和定罪量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指其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它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心理学以往研究得出证言可靠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证人年龄、性别等个体因素;（2）证人作证时的心理状态;（3）证人感知案件时的环境因素;（4）询问方式和类型。这些研究虽然存在效度等问题,但也大大地拓宽了...     

论“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的目的性限缩

司法实践与学说理论一般认为，《劳动合同法》第7条和第10条第3款确立了所谓的“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将该规则机械地理解为劳动关系统一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将导致诸多现实不公以及法律体系的内部违反，构成法律漏洞。“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难以证明的问题，第7条和第10条第3款的文义超过了立法目的预设的范围，应当通过目的性限缩，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有用工行为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特定情形。同时，对该规则进行目的性限缩的附带效应，是重新确立了当事人合意在劳动关系建立问题上的决定性地位。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对我国警察休假制度的若干思考

在严峻的社会治安环境面前，警察所面临的警务工作异常繁重、工作压力异常巨大，基层一线民警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导致体力、精力严重透支，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建立健全警察休假制度既体现了国家对作为劳动者的警察休息权的尊重和保障，也是公安机关依法治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的具体举措。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在科学合理、统筹兼顾的基础之上，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休假制度。     

性别性受苦——中国贵州苗族中年妇女关于家庭暴力的口述见证

这篇文章根据我们在贵州苗族地区所收集的口述故事书写而成.从1999到2004年,我们采用口述见证方法（oral testimony）作为我们社区发展的一种策略,尝试从苗族妇女的生命故事中,理解她们面对的困难与需要,从而让我们更能够与她们一起推动社区发展的项目和计划.我们推动口述故事项目背后,还有女性主义的关怀,希望这些偏远山区的边缘妇女能够通过口述故事发声,让我们能够聆听她们被隐没的需要,理解在家庭和社区中各种形塑她们生命历程的社会力量.在这研究中,我们特别发现中年妇女生命中面对的苦难大多与家庭相关,她们不断述说家庭的负担、家庭冲突、家庭暴力、丈夫酗酒等的问题.阅读她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暴力是她们主要面对的苦难之一,而这苦难是当地妇女的集体经验,是性别性和制度性的.在这文章中,我们特别希望指出,当地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并非是单一性的,而是父权制度、农村贫困、传统文化习惯等交织在一起,形塑了她们生命的遭遇和苦难.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论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

本文探讨法庭作证的价值、方法。着重研究了法医学鉴定人的素质与鉴定结论的价值。最后息结指出只有高素质的法医学鉴定人才能承担新世纪的鉴定重任。使法庭作证永远走向成功。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之一,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很低,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探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及其相关的保障措施,提高证人出庭率,对于强化庭审功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若干问题探析

外国法查明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外国法查明的情形越来越多,但我国现行立法对该问题并未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空白并构建了一套较为可行的方法,但实践中仍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问题:查明外国法是法院的法定义务抑或自由裁量事项;当事人证明外国法的证据方式和效力如何;专家的范围、专家意见的效力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法和实践予以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