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

朱孝清先生、崔敏先生和王守安先生关于检察制度是不是可以质疑的争论,特别是关于争论中的政治批判是否正当的论辩触到了中国法学的一个痛点:缺乏理性的学术论辩。理性的学术论辩就是遵守论辩规则的论辩。理性论辩最为重要的规则是言谈者的普遍性和论辩机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不得强加于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宽容,任何论辩都是"开始"而不应是"终结"。中国法学界走向理性学术论辩的重要步骤是实现法学论辩的无禁区原则,同时制止"利益法学"对法学的扭曲。     

论城市出租车业的竞争与管制

城市出租车业的管制创立了一种制度资源,面对该制度资源如何配置而展开的日益白热化的纷争,监管机关无法进行有效调节和解决,并使得法院也陷于无法受理该种纠纷的窘境.引入竞争机制才是有效而经济地管制城市出租车业的前途,而经济性管制则已经走到末路,必须全面向社会性管制转型.平等(衡平)与协调原是解决城市出租车业的特许经营权纷争的基本原则,同时,城市出租车总量控制的可调控性制度、出租车业准入和退出的社会性管制标准制度、出租车业的真正贯彻民主法治精神的听证磋商制度、出租车业的制度内异常利益的调整制度则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制度.     

股权代持中显名股东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刑民认定

股权代持中,显名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有公司财物,进而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类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民商事、行政手段无法对其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有必要让刑事手段介入,但前提是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在现行的刑法中,背信类犯罪无法适用于非国有、非上市公司,民营经济需要刑事法的平等保护...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平等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多种角度对资本主义平等作了科学分析。用哲学的语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从法律上看,资本主义只给了人们形式上的平等;政治上,资本主义民主是文明的奴隶制;经济上,平等地剥削劳动者是资产阶级的首要人权。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平等观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终究是一种奢望。相反,平等、公平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     

国际法基本属性之思辨

以法学基本理论为依据,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辨析了国际法的基本属性.国际法具有法的一般性质--规范性和强制性.国际法比国内法具有更显著的平等性和民主性.无论作为法的一个部门,还是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国际法都是独立的.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研究

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追求,而法治则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法治的平等原则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规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赋予人人同样的法律机会,为人的尊严感的达致奠定基础.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标,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不同群体之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发展上的互补...     

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正义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数字正义、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概念讨论所引出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正义观是传统正义模式的移植,还是基于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正义结构?实质上,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正义观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人工智能普及而降低,让位于技术理性;正义的作用对象扩大到机器行为,并因此产生算法公开的正义实现方式;正义的发生场域拓展到信息空间,出现场景正义和可视正义的新类别。正义内涵的变化带来了数字非正义问题,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以及数字强权成为区域和群体间不平等矛盾的新缘由。解决非正义难题需要建立全新的法律路径,在实在法层面合理分配数字权利,在程序法层面强化可视化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为数字正义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