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

现代刑法中,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主要体现是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一方面,应当肯定这种扩张处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应当限制处罚的界限。中国刑法应当吸纳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合理内核,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扭转立法上极端的"后置化"倾向,以应对日益增多的风险。     

过失危险犯质疑及其理论归属

过失危险犯违反过失犯罪的基本理论,其实质是故意犯罪,不应以加大业务过失犯的处罚为理由设置过失危险犯。我国刑法没有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罪状中的危险应从刑法规范论的角度进行理解,不能望文生义。针对一些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造成危险状态的行为的归责问题,立法不应设置过失危险犯而应设置新的抽象危险犯类型。     

历史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

历史主义尽管反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其在本体论上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即相信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此意义是与上帝紧密相联的。而随着世界的祛魅,这种历史意义却成了问题。仔细分析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就能得出其不可避免走向虚无主义的命运。现代许多思想家为了拯救由历史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而主张回到古希腊的"自然"观念。其实,这种回归仍然是一种观念论的。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其"只有正确理解现在才能理解过去"的历史性思想克服了"回归到过去"的虚妄性。     

中国实证法上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

我国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相关法条的分析,结合整个民法体系的构架,事实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完全承认,物权行为不仅独立存在,并且具有无因性.     

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合法性司法审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行政主体信息迟报贻误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例子不胜枚举。若依行政不作为理论来划分,信息迟报属于典型的拖延履行。若以义务的产生条件来看,通报信息属于依职权行政行为,对此类义务的拖延履行自然属于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据此分析,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由于公众对行政主体权力的范围、义务的内容知之有限,因此更具隐蔽性和现实危害性。它与依申请行政不作为不同,除了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之外,更可能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依职权行政不作为严重辜负了人民对公权力的赋予,势必会     

论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著作权侵权与救济立法模式探讨

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其法律解释和适用应当在体系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就著作权制度而言,基于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将著作权制度作为民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建构、理解和适用。在体系化思维指导下,考虑到著作权制度回应社会实践、发展和进化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应当从"具体规定性"逐渐过渡到"抽象规定性"的立法模式。就著作权救济制度而言,应当设立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同时,考虑到著作权制度明晰化和可操作性的需要,也应当就实践中已经成熟的著作权样态作类型化处理,并且将处理后的典型侵权行为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在著作权法中。换言之,著作权救济制度应当采取"一般条款+列举式规定"的立法模式。     

论波普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解读

针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误读,当代西方哲学家波普尔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代表着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主义与经济主义两个维度,前者的核心观点难以成立,应该予以抛弃;后者在社会科学方法上,代表极其有价值的进步,但也可能存在忽视观念能动作用的局限。波普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解读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理解经济基础与思想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都具有启示意义,而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的解读为预测社会趋势,则存在限度。     

从抽象的纷争到感性现实性——环境哲学服务于生态文明的逻辑起点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品格的集中表征。现代西方环境哲学脱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实践,从抽象的人或抽象的自然来构建抽象的哲学。面对绿色发展的时代模式和＂十二五＂时期我国绿色发展＂国家的需要＂,必须扬弃西方环境哲学的话语模式,在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中构筑彰显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以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建构。     

鉴赏

《即兴31号》（油画）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罗斯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与彼埃·蒙德里安和马列维奇一起，被认为是抽象艺术的先驱。他所写的《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点、线到面》、《论具体艺术》等，都是抽象艺术的经典著作，是现代抽象艺术的启示录。他的画面中放弃了具体的内容和情节，突出运用点、线、面、色块、几何图形等纯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感觉、情绪、节奏等抽象内容。     

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加快基本权利立法

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采用"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意味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直接适用性,其具体化依赖于立法。中国权利立法存在着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以及对国际人权公约态度不够积极等问题,导致诸多公民基本权利被悬置和虚化。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增长成为其必然内涵,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立法负有不可推卸的积极义务,没有任何理由推诿和延宕。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偏重秩序追求向权利保障,从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向全面积极作为的转向,通过多方面的立法举措,尽快为法治国家建设奠立良善的法规范体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