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六西格玛理论视角下涉检信访工作的改进

随着近年来涉检信访数量的上升及息诉罢访难度的加大,检察机关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用法治的方式方法切实处理好涉检信访?本文认为,借用六西格玛理论来改进涉检信访工作,不失为另辟蹊径的好方法。     

编者寄语——我们欢迎什么样的文章

在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们向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长期以来,遵循着全党办刊的方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每年都惠赐本刊大量稿件。这是我们刊物的根基。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在改进文风方面身体力行。     

用党的“五大优势”化解“四个危险”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以下简称"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要靠我们党充分发挥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五大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重大疫情防控中坚守人民立场的四重逻辑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坚守人民立场,从其理论逻辑来看,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民立场的坚守与遵循;从其历史逻辑来看,是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历史经验的总结;从其价值逻辑来看,可以更好地解决疫情防控中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其实践逻辑来看,需要坚持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理念以及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教育宣传。     

试论习近平对“党校姓党”的系统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维护党校形象的高度阐述了坚持党校姓党的重大意义。习近平不仅系统回答了坚持党校姓党的意义(为什么),还深刻阐明了党校姓党的"姓马""姓共"的内涵(是什么)、回答了坚持党校姓党的途径、方法(怎样做),以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为基础,构建了具有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引领性的党校建设话语体系。     

警察角色超载：表征、诱因及对策

面对日益复杂的治安环境,大量公安民警因工作任务繁重、身体负荷过大等产生"角色超载"现象,这是一个亟须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根据角色超载理论逻辑,警察角色超载产生的最直接诱因是可能导致其损耗大量资源的工作环境。此外,来自警察个体方面因素也会导致其出现生理和心理亚健康状态,进而产生角色超载问题。因此,改善警察资源损耗外部环境和提升警察个体业务能力,可适当缓解警察角色超载的状况。     

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与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比较

哈贝马斯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两种范式尽管在时代背景、结构根源、运动性质、运动目标、运动主体以及组织和斗争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区别,但在总体性分析、结构主义路径、资本主义批判、解放主题等方面又有着很强的理论传承和亲缘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态度的根源在于他由马克思主义者向左派韦伯主义者的转变,虽然他的新社会运动概念有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决裂的策略价值,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社会运动预先进行错误的二分,这会导致一种概念上的束缚。鉴于当代社会运动中“旧政治”和“新政治”的彼此共存,将两种范式的理论解释优势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整合的社会运动理论来为当代社会运动提供更好的阐释则成为一种必需。     

征稿、征订启事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辟有"哲学与思辨""经济探求""科社新探""党建园地""公共管理"等栏目,适宜各级宣传理论工作者,乡镇以上机关、企业的干部,党干校学员、教研人员阅读与参考。欢迎广大理论工作者不吝赐稿,同时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新时代我国人权保障的话语体系和法治化路径研究

我国人权发展历经七十载三个发展时期,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话语体系,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权事业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我国以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为着力点,已经构建起"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法治化保障体系,健全人权法律制度保障已成为新时期人权发展进程的主旋律。我国在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一直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已成为世界人权舞台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