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

行政成文法是现代行政法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格局和法治理念的变化,行政成文法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状态已岌岌可危.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对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其存在诸多先天的不足,这些不足正是导致行政成文法危机的诱因.行政成文法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从国家权力全球化倾向、利益组合多元化倾向等角度可得到佐证.为了应对行政成文法主义危机的客观现实,我国行政法治的走向应有新的进路,包括行政法理念符合时代精神、行政法治大系统相对开放、行政法体系予以分解、行政法渊源多元化.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发生、发展与变革无不取决于国际贸易、航海技术、运输方式等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失责任制应该得到维系,在过失责任制下,免责事项将逐渐醇化,举证责任将根据航运实践的特点予以合理分配,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将继续得到适当的限制,从而使过失责任制得到彻底的贯彻.     

执行程序的局部修正与整体改革——兼论司法改革的整体性

治理"执行难"应有整体思路,需要通盘考虑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与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法律的局部修订应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相互协调,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用法律的形式将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也为将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宏观思路和整体规划,使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制定为视角

1999年6月,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使得我国高校毕业生激增,而在短期内,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就业弱势地位会愈加明显.大学生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是今后的一项重大课题.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并征求意见,此举无疑为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基于大学生就业中缺乏法律保障之背景,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合同法保护尤为必要.     

论经济法视野下的市场中介组织

市场中介组织作为经济法学的特殊群体,具有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等职能,但目前我国的这一组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力图从经济法学的视野对其加以研究,以期引起共鸣,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基本理论。文章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⑴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的主要症结解析;⑵针对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从经济法角度提出调整的对策。     

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应尽的法定义务和职责,行政不公开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范畴。没有相应法律救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行政公开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本文从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入手,结合国外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一些粗浅看法。     

论边缘儿童产生的成因及其游戏治疗

边缘儿童是在普通学前教育机构中,游离于集体边缘、言行举止介于正常与异常边缘的儿童.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导致边缘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家庭生态的失衡是儿童边缘化的诱因,同伴欠缺加剧了儿童的边缘化倾向,教师忽视加深了儿童边缘化的程度.游戏是帮助边缘儿童表达问题的重要途径,游戏治疗具有改善边缘儿童现状的功能.通过创设满足儿童需要的新环境,改善与修复已有的生态环境,以"家长参与"、"同伴介入"、"教师关注"等干预方式,修复或改善边缘儿童的生态环境系统,使边缘儿童的问题得以缓解或消除,使边缘儿童因顺应生态系统的平衡而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同伴群体.     

A SHORT COMMENTARY ON TIMOTHY M. TIPPINS AND JEFFREY P. WITTMANN'S "EMPIR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WITH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ommentary, the call for clinical humility and judicial vigilance in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s confirmed as valid and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here the child custody report writer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permitted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ultimate issue, is considered. The inherent risks a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of the judg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 might be better placed to decide the exquisitely difficult children's issues after family breakdown is touched upon. It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ert's opinion and judicial fact finding probably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as good as it gets. But a greater danger is highlighted. It is the impac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suitable in any event to these sensitive court decisions.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