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Miscarriage of Justice? Postcolonial Reflections on the ‘Trial’ of the Maharajah of Baroda, 1875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Baroda Incident 1875, providin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Enquiry or ‹trial’ for the first time, and locating that examination in the wider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Empire (especially the Raj) and the exporting of the ‹British’/English legal culture to the Empi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stablishing of British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cluding the value placed upon Indian-generated evidence and testimony by the courts, are explor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Baroda Incident as a significant miscarriage of justice. Using historical 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postcolonial insights,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cepts of justice on which the British prided themselves were intrinsincally racialised as well as gendered, with profound modern resonances. Dr. Judith Rowbotham is a Reader,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     

浅析公务员职位轮换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笔者认为,在我国地方现阶段实行公务员轮换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轮换周期不合理、随意轮换、离任审计不彻底、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而给政府工作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本文试图分析公务员职位轮换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寻求相应对策,以期达到实行公务员职位轮换应有的目的。     

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几个法则--医师的注意义务(5)

医师的过失行为本质是一种客观过失,是对医师注意义务的违反,考察医疗过失行为应合理的运用风险判断、专业判断、信赖原则来综合判断.     

论规制市场监管者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按照权力分工或者权力划分理论,政府作为国家管理社会文化经济事务的公共代表,管理具有公共性社会事务,这是无庸置疑的。在我国政府管理与规范市场的活动中,就市场资格、市场运行、市场秩序、市场走向以及特定的市场交易行为过程而言,无论是专业市场还是一般交易市场,监管者的权力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但是,当监管者行使监管权力偏离法律的正当预期时,对监管者的规制就成为一项不可或缺而且艰巨的任务。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19世纪初期江南华娄地区的农家饲养业

19世纪初,江南华娄地区的饲养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家畜(牛、猪)、家禽(鸡、鸭)和家鱼。从对这种饲养业的定量研究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农家饲养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种饲养业,农家经济就无法存在下去。     

所有权概念之思考

本文在反思传统所有权概念立法例及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 ,深入考察了所有权的内在方面和弹力性 ,认为 ,为全面理解所有权概念及其终极支配性 ,应放弃弹力性的说法 ,并将目光聚焦在“人”身上     

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

傻化是操作技术的简易化，是用少的或浅显的知识去使用产品。“界面”(操作技术)是可以相对独立于“系统”(运行技术)的。技术傻化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原因是：(1)现代社会的知识成指数函数增长，科技产品极大丰富；(2)专业化分工日益加深，制作(生产)日益与使用(消费)相分离；(3)开发商为实现其产品大众化目标，不断使其产品的操作简易化。技术傻化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其重要功能。它有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助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这一新型不平等形式；有助于丰富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