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中立与搜索引擎平台的博弈

搜索引擎平台作为代表性多边平台对传统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认定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各方在探索规制互联网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相关问题中提出了搜索中立与搜索偏向原则,也有人提出将搜索引擎平台作为关键设施公开其算法。本文主要讨论搜索中立原则适用于搜索引擎平台的可行性以及关键设施理论在搜索引擎平台规制监管中的作用。最后,本文从中国搜索引擎企业的实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出发,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法官释明的界限探析——当原告请求额低于实际可请求额时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模式正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在此过渡阶段,辩论主义和处分权得到彰显。法官释明作为辩论主义的有效补充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广泛,对辩论主义、处分权以及法官中立原则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由于释明的范围缺乏明确界限,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释明或消极释明,导致当事人权利难以保障。文章结合德国、日本对释明权范围的具体规定展开讨论。     

由醉驾入刑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具有利益导向性。醉驾入刑是对生命权的保障方式之一,加大违法、犯罪成本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虽然此举能解一时民意之快,但从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预测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滋生新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应当用理性的思维来对待醉驾行为。     

论规范分析方法的核心要义——基于法学的视域

作为法学特有方法的规范分析方法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学界对该方法的本体存在着"融合论"、"规范论"和"逻辑思维论"的学说分歧。为有利于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确立如下要义对该方法而言是必要的:规范分析方法的作用对象是一国现行有效的法规范整体(即实在法体系),其秉持"价值中立"的价值立场,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等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     

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理性构建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刑事和解大体存在三种模式：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模式、公权力机关主导和解模式和人民调解模式。从调解中立和司法效率的角度而言,公权力机关主导和解模式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模式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以人民调解模式为主导、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为补充的混合模式。但是,从人民调解模式合理、充分、高效运行所需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条件来看,其应当是刑事和解模式改造的远期目标。在人民调解模式日趋完善的主路上,有必要选择适当的＂辅路＂来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常运行。在现阶段,这条颇具妥协性和过渡意义的＂辅路＂应当是司法机关主导刑事和解的模式。     

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由高校马克思理论教学引发的思考

马克思经济学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和在高校教学中的功效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引发了人们的诸多议论和思考。我们往往布道式地宣扬马克思经济学中那些已经过时或者听起来有些虚无的具体理论和观点,而没有充分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引导青年学子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显然,要能够挖掘马克思理论中的精髓,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要允许马克思经济学多元化地发展,摆脱马克思本人及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限制,防止陷入教条主义之中。     

设链行为之间接侵权的认定——兼评优度诉迅雷案一审判决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中“应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使得网络搜索服务商过错责任的界定有了新的局面。2008年2月3日在浦东法院一审结案的优度诉迅雷一案,即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又一探索间接侵权、红旗标准及＂避风港＂理论的司法适用,以及搜索服务商的设链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侵权而使搜索服务商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论法官中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行政法的视角分析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都是实现公共目的的工具。司法应当独立、法官应当中立和司法应代表、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是完全相容的。从司法权及司法活动的本质目标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从法官所造之法的本质与功能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我国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     

有色眼镜怎么长上了？

不久前，开封县人大常委会任命13名农民工担任人民陪审员，引起了社会上的许多议论。有人担心农民工素质偏低；农民工当陪审员，参与审理有关农民工的案件，有可能会戴上为农民工代言的“有色眼镜”，有违“审判中立”，将会引起某种新的“司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