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您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今年3月21日晚,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嵇昆梅,接到了小青(化名)的电话。"奶奶,多亏了有您的帮教,我又减刑了。今年10月底,我就出少管所了。您的好,我一辈子都记着。"2004年11月,小青还不满17周岁,却因盗窃、抢劫,被判12年刑     

从美学境界上遏止中国城市景观的平庸、缺失、雷同

中国城市大跃进中的三大现象:雷同、平庸、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大跃进,固然取得众多成绩,但在城市景观上至少留下三种令人极为痛心的后遗症:雷同、缺失、平庸。雷同是指从北国的哈尔滨到中部的武汉再到海     

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变迁

鲜有研究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尤其是对比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动态变迁过程。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CGSS2003和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和2013年,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2003年,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和非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重要途径;而2013年,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非经济效应机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来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结果说明,中国已经很好地释放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并且正在向释放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效应转变,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和社会信任的培育有重要启示作用。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王强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高效沟通心法：镜面映现

人们之间相似之处愈多，彼此就愈能接纳和欣赏对方。 根据调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文字只占了7％的影响力，38％的影响力是由你的语气或音调而来，占了最重要影响力55％的部分，就是你的肢体语言。一个人的举止动作，呼吸和表情在沟通时所代表和传达的信息，往往超出口中所说的话。而一般人在沟通的过程中，却时常忽略掉这个占了55％的沟通共同点。     

试论司法权威的外在基础

司法权威的确立，离不开相关条件的支撑。从外在基础而言，必需强调政治力 量对司法机构的尊重，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理性对待，同 时当事人应当抱持对司法审判的高度信任。而目前我国司法权威的不足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 降，均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密切相关。     

信任危机与中国人的异常行为

社会转型会引致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或对社会的发展形成阻滞。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必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文章基于四个个案描述了中国人异常行为,指出人际信任危机是产生异常行为的根本原因。而人际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人际信任机制中的内在约束松弛,而外在约束尚未建立这一事实。因而,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重建信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影响城市社区和谐的“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创新社会管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处于社会治理架构升级的关键时刻。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创新社区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创新社区管理是为了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社区的和谐不仅是指社区公共设施的健全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含协调的管理体制、信任度强且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充分认同，达到精神层面的有序与和谐。支撑社区发展的上述因素恰恰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可以说，社区管理创新有赖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社会资本是创新社区管理的重要动力和实现途径。     

公民警校在构建公安社会资本中的作用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社会网络及社会信任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在当今公安机关大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大背景下,和谐警民关系的实质就是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赖关系,即公安社会资本。近年来,上海和北京两地公民警校的成功建设为构建公安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但是学界对于公民警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外启示与警校建设方面,对于其作用意义的理据分析则较少。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着力对公民警校在构建公安社会资本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理据分析,力图证明公民警校在我国全面推广的可行性。     

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社会条件审视

从政策科学发展脉络来看,政策问题建构虽然不曾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在政策科学研究中引起关注,但是作为构成要素,政策问题建构从未脱离过政策周期。网络社会的到来,无疑为社会组织与公众发挥自主性参与政策问题建构、共同解决治理问题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践中却充满波折,除了网民参与能力不足这一直接限制条件,更深刻的约束因素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化及工业社会的控制思维中。网络社会的行为倾向来自现实世界的刺激反应,这就要求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理性引导与现实世界的社会需求回应相结合,通过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在主体构成、价值引导及问题治理方面的融合,促进对话与信任意识的生成,继而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