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后真相"视域下社会思潮的多元样态及其应对策略

客观事实与主观情绪的错位、技术赋权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话语泄愤与情感抗争的弥合是"后真相"现象的生成原因。"后真相"所表征的虚假事实、集体无意识、理性坍塌等多重症候助长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历史虚无主义的迅速蔓延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的潜滋暗长。针对"后真相"视域下滋生的多元社会思潮,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科学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价值引导;关注个人切实利益、对公众情绪进行情感疏导;不断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对其进行合理规导,方可保障网络空间健康清朗、主流价值观念广泛弘扬。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倾情助脱贫 公益暖人心

在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中,天津民政系统将党建引领贯穿始终,以“听党话、跟党走”为号召,开展“党旗领航·聚力发展”系列活动,通过抓实社会组织党组织组织力和凝聚力,广泛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三年来,天津市779家社会组织承接了673个扶贫项目,帮扶资金总计1.74亿元,项目涵盖产业、教育、养老、助医等多个重点扶贫领域。天津市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生力军,天津纯懿公益帮扶服.务中心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私密还是透明：智慧社会的隐私困境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的人们处于"裸奔"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还有隐私吗?除了我们所担忧的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以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大企业与政府组织可以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个人隐私。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智慧社会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对隐私的认知,在智慧社会中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发生了迁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技术上防范和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建构来维护隐私。     

看好钱袋子 开拓新局面——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工作回顾

助推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落到实处,让百姓感受"钱袋子"里的民生温暖,持续关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助力出台"长出牙齿"的决定,聚焦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坚持走好乡村振兴路……这些组成了2020年预算工委实打实的工作答卷。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