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     

完善《电子商务法》中关于“通知-删除”规则的必要性分析

《电子商务法》对于“通知—删除”规则,实际上并未给予电商平台自主判断的规定,但却又给予了电商平台经营者“执法权”,同时也会被大量居心不良、恶意竞争者所利用,导致合法经营的平台内经营者产生损失。本文主要分析电子商务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规定及其不足,以及考虑完善该规则,尽量事前减少平台内经营者的损失,避免事后救济困难,使得电子商务经营环境良性发展。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问题

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其他进入经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经营者过错的判断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反垄断法视域中的行政垄断

伴随着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反垄断法的本质属性也发生了跃迁,与此相适应的是,行政垄断应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反行政垄断法律关系中,主体组合表现为反行政垄断规制主体和反行政垄断受制主体.行政垄断不能等同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分为具体的行政垄断行为和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积极方式的行政垄断与消极方式的行政垄断.它们都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垄断受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可分为政府机关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上述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     

试论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消费者知情权对应的主要是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市区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正>甬交运[2014]319号各区交通运输局、各区财政局、市城市客运管理局:现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市区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4年10月24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市区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完善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网络布局,规范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法律规制——一个程序视角的分析

管理者薪酬,不仅在于给什么,而且在于如何给,此即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实体与程序规制两个面向。由于缺乏自治性与适应性,实体规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失灵＂,为此,转换视角,引入和完善薪酬程序规制殊为必要,亦即基于正当程序原理完善程序规制立法以及救济与责任机制,保障程序规制得以实施。     

国内外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以数量管制和经营者准入资格为核心

对是否实行数量管制和允许个人经营出租车,境外各地政策不一。内地城市均实行数量管制并推行公司化经营和员工化管理。限量牌照必然产生牌照租价、个体劳动、司机收入水平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和出租车服务供需状况是出租车行业的经济学特征,从境外出租车管理模式可见管制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中、数量管制是经验性结论、公司经营与个体经营各有利弊,因而内地现行数量管制下通过招投标发放短期牌照和推行公司化经营有相对合理性,但牌照发放可由无偿改为有偿、可设定较高条件放开个体经营作为公司化经营的补充、公司化经营不必强求员工化管理。     

商家法定义务再加码

针对实践中较频繁发生的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形以及维权难的情况,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消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召回缺陷商品的义务、举证责任,强化了广告发布者和经营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