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诈骗罪虚构事实教义学研究

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方式。从语义上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欺诈行为的两个侧面,分别是指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的两种语义内涵。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存在本质不同,需要对两者作出合理区分,以准确界定虚构事实的指称范围。虚构事实包括虚构全部事实与虚构部分事实,对部分事实虚构的理性认识,可以达到对刑民关系准确认识之目的,也是合理辨析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重要标准。     

张文博:特殊罪犯的心灵改造师

个人简介张文博,1982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党委副书记。他于2006年参加工作,获“全国监狱劳教(戎毒)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24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武山县——培训搬进田间地头

“咱都是老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培训课程太过专业,学不来。”武山县果业发展中心技术人员发现,传统的培训班并不能带动起群众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听取多方意见,他们决定成立2支技术指导工作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各乡镇种植大户以及农户果园中开展夏秋季技术培训指导工作,将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户果树种植管理技术。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企业“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以法域协调为视角

雇员告发雇主的违法行为在行政法领域属于被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刑法领域则可能因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入罪，由此导致了法秩序的冲突。积极入罪的立场，不但抵触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法政策层面也不具有妥当性。通过对“商业秘密”概念进行实质解释以限制处罚范围的冲突化解路径，在体系层面和具体问题处理层面都不具有妥当性。应当在违法性评价层面，通过类推适用紧急避险的方式，化解前述评价冲突。其中，在法益均衡性的判断上，举报人所欲实现的利益原则上优先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为了避免举报人滥用权利，应当将企业合规程序同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相结合，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立具有独立权限的合规官，来有效限制举报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