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任重而道远

本文剖析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形式输入”、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知识资源流失严重等问题,并建议在未来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创设过程中,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注重知识产权的统筹管理,注重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运作模式研究

本文简要勾画了海外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运作模式,介绍和评析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草稿)设计的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运作模式。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传统知识是传统社区居民之持续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建立传统知识的保护制度,其意义在于防止对传统知识的侵占,包括在无任何利益共享的条件下使用传统知识或者以贬损的方式使用传统知识,从而有利于传统社区的人们积极从事传统实践、提升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不仅应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还应针对某些特殊传统知识构建专门的保护制度。除私法保护手段之外,还应建立传统知识的公法保护机制。     

论保护弱者的国际私法方法及其立法完善——以冲突规范的保护方法为中心

利用冲突规范选择法律来保护弱者是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最主要的方法。尽管各国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在保护弱者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理论研究和相关立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充分实现国际私法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的价值取向。为此,选择正确的冲突规范保护路径,构建合理的立法体系对完善保护弱者的国际私法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保障法制化对警察素质的诉求

人权是每一个人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最基本的问题。人权理论虽然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但它一经提出,就成为全人类求生存、图发展、要进步的共同旗子。这面旗子在历史上曾引导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人治走向法治。警务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警察执法过程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我国宪法已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而且新近颁布的行政法律、刑事法律都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重要原则,人权保障法制化对警察的执法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警察院校应将人权教育列为重要内容。一、人权及其本源…     

三大会址纪念馆落成的意义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暨纪念馆落成典礼,很有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为这项保护工程做出积极努力和贡献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其他各有关方面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试论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

法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是落实人格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法人的人格权不同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和法人的财产权.当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条文当中,对于法人的人格权保护过于狭隘,在相关规定当中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自然人人格权和法人人格权所存在的差异.这一次,本文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将进一步探究我国民法当中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以此作为...     

论对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人权利的保护及其完善

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人直接基于合同享有的权利为债权。预售合同登记与否不影响购买人享有债权,但对购买人权利效力的强弱有影响。现行司法解释在一定情况下赋予购买人权利以物权效力保护,但在权利定位、对抵押秩序的影响和与物权法定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大陆法系民法承认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局限性,以预告登记制度保护不动产物权受让人。我国应借鉴预告登记制度,更新认识并改造预售合同登记制度,完善购买人权利保护。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